论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作用及贡献

朱德于1934年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长征初期，朱德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减少红军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举动，朱德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其间，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张国焘右倾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说服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星奖章：中国工农红军颁发的最高等级奖章

“九一八”事变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各地红军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为了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作了三个等级的红星奖章。     

纪念张爱萍上将诞辰100周年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今达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排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朱毛红军"的发展沿革及战斗历程

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军第４军，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全国红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红军”。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江西、广东省委在一些指示、报告、通报中，都称红４军为“朱毛红军”。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亲切地称呼红４军为“朱毛红军”。朱德、毛泽东的名字与红４军浑然成为一体，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对这支主力红军的爱戴和敬佩。“朱毛红军”实际已成为红４军的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某红军师，就是由活动于井冈山的“朱毛红军”逐步发展形成的。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     

红色“活化石”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毛泽东早在红军创建之初，就明确把政治宣传列为红军的第一工作，甚至上升到决定红军生死存亡、革命兴衰成败的高度。而美术宣传因其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受众面广，更是成为红军凝聚军心民意、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艺术武器。     

雪与战争

为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回家奔丧的驻滇某师原政委田兴明、田兴珍等八兄妹，把一条珍藏了66年的“红军凳”，于近日永久性捐赠给了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兄妹八人的高尚情怀，在部队和家乡遵义市传为佳话。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研究的新收获——以川滇黔地区红军游击队为例

随着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历史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当时分别活跃在川滇黔和滇黔桂地区、坚持游击战的两支红军游击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两支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和以往人们熟悉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完全相同,但因为最后没有改编成新四军而在通常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历史中被忽略和遗漏。回顾和研究这些红军游击队的历史,可以说是近年研究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历史的新成果、新收获,也是对以往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历史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红军将领喝的“墨水”并不少

在1955年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052名将领中，90％以上出自上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说法，红军将领都是“土包子”、“大老粗”，既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军事学术水平。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     

总司令的“心肝宝贝”——红军电讯专家刘寅访谈录

1974年江西永丰龙冈筹办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陈列馆，需要征集红军缴获敌十八师电台和红军创建无线电通讯的史料。笔者因此前往北京，在中组部招待所敬访了正在休养的中央军委通信兵部第一副部长刘寅，请他追忆当年在龙冈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朱德总司令在领导红军创办无线电事业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红军文化教育初探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红军开展了以识字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教育。红军的文化教育，是由这支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红军所担负的宣传队的任务所要求的，是苏区整体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红军为了对官兵进行文化教育，在明确组织机构、确定目标任务、自制教材教具、创造学习方法和进行严格的督促检查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了教育持续进行。红军的文化教育历经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盛不衰，长征结束后形成了热潮，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