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从严治军重在抓好领导干部

胡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着眼我军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并突出强调从严治官是从严治军的关键。2009年10月视察济南军区时，胡主席又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水平。”     

曾国藩以和治军思想初探

以和治军是曾国藩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军与军和、将与卒和、军与民和”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经过多方努力,不仅使军队内部和谐一致,而且使当时紧张的军民关系得以改善,为湘军军事上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国藩的以和治军思想对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和谐军营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提高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执行力

当前,随着部队建设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深入推进,广大官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近年来,我们着眼警备区部队"驻地城市化、营区开放化、领导双重化、居住分散化"的特点,大力加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有效确保了部队安全稳定和纯洁巩固。坚持正本清源,筑牢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思想根基。针对有的官兵认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老生常谈,缺乏新意;有的认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学习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想努力提高省军区系统建设法治化水平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省军区系统深入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想，必须提高法治化认识水平、突出从严治官治权重点、抓好日常养成、加强纪律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效落实。     

中国古代兵家经国治军思想概论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文化,博大精深,享誉中外。作为一门古代的实用之学,兵学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质和操作功能。兵家的不少治军原则,如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文武兼用、宽严结合、将权贵一、严明赏罚、统一号令、教戒为先等等,乃是特色鲜明、效用显著的治理思想与治军手段,不但直接应用于治军理卒,也是有效的治国方法。而兵家＂杂于利害＂的思维方法,＂君命有所不受＂的变宜原则,＂因敌制胜＂的用兵手段,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本文揭示了兵家经国治军思想的理论基础,总结了兵家有关经国治军思想的要点,希望以此让人们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毛泽东早期治军思想研究

毛泽东治军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毛泽东治军思想有一个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其中早期的治军思想有着极为重要、极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毛泽东早期的治军思想为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为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管理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规定了性质,是源头所在.     

深刻认识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支现代军队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吹响了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时代号角。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军队建设领域的体现,抓住了军队建设的要害和关键。全军广大官兵要进一步更新法治理念、提高法治素养,充分认清深入推进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急需破解四大瓶颈问题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已经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之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推进军队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直面问题、革弊鼎新,是落实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战略部署的关键性要求。制约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羁绊有很多,抓住主要矛盾,在四大瓶颈问题上求突破,是当前急迫的任务。破解"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瓶颈人治传统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在许多领导干     

军分区人武部从严治军要结合实际进行

从严治军是党的领导核心一贯坚持的治军方略,是军队质量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军分区、人武部由于人员状况、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特殊,贯彻落实从严治军方针要坚持基本原则,结合实际进行。(一)教育正心,打牢官兵思想基础。治军须治人,治人先治心。军分区、人武部部分干部认为,到人武系统工作没有什么前途,主官基本上是职务到顶、升迁无望。体制编制改革后,副团、正营编制减少,营以下干部晋升困难。于是,他们想方设法与地方人员打交道,以利以后转业。如此这般,形成有的干部年复一年守摊子、日复一日混日子,不谋大事、不搞建设、不思进取,甘居平…     

转变治军理念 依法纠治"五多"

所谓"五多",是指机关组织活动多、召开会议多、下发文电多、派遣工作组多、检查考评多.纠治部队"五多"难题,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以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为依据,拿出有效措施、制定量化标准、从严落实到位.     

新军事革命与军校教学改革

当代的战争转型使军事斗争呈现出新矛盾、新特点 ,适应新军事革命要求 ,军校教学改革必须解决自身定位、军事理论和军事哲学发展的新课题 ,必须在教学内容、教员队伍建设、教育观念上进行相应的改革     

《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初探

一 军事情报的研究与军事情报实践相辅相成,其久远的历史,是与人类战争的发生发展相伴随的.以<孙子>十三篇成书为标志,约在250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诞生了体系完备的军事情报思想.然而,军事情报学这一"研究军事情报的特性,揭示军事情报工作的规律,并指导其实践的学科"(糜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5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作为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之一,其历史却仅有10余年的时间.     

新军事变革的需要与军事历史研究创新

新军事变革席卷全球,并且已经带来军事理论研究的全面突破、全面创新。作为一个古老的学科,军事历史研究如何与时代发展同步,如何服务和服从于军事变革的要求,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已经成为所有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一、如何理解军事历史研究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新军事变革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举措,就是要从机械化战争的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以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来重新审视军队结构、作战样式等。而军事历史研究则恰恰要求研究工作者能够回到历史的氛围与环境,用历史的思维,来还原历史或者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个面向…     

新军事变革与军事历史学科体系的创新

目前正在发展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军事变革。它将引起世界军事领域产生新的质变,引发一场波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军事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军事历史研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机遇,亟待进行学科体系的开拓和创新,以推动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为未来反侵略斗争服务。一、军事历史学科体系进行新开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过学术界的长期努力,军事历史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应看到,对于近期的历史,特别是世界新军事变革发生以来的战争和…     

推动军事运筹学在军事航天领域的创新发展

在总结军事运筹学在军事航天领域应用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运筹学在此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了其创新发展方向，并对其学科建设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军事指挥类期刊对军事学术研究的透视

军事指挥类期刊主要依靠各级军事指挥员,服务于部队全面建设。在军事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军事指挥类期刊为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军事理论研究服务,但军事学术研究存在着研究群体优势和合成作战理论优势发挥不够的问题。因而,要高度重视军事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军兵种之间合成作战理论研究的力度。     

军事变革与军事战略思维演进的历史轨迹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从历史的起点开始军事战略思维的研究,描绘军事战略思维变化的历史轨迹,探求其发展趋势和演进规律,对于对军事战略思维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宋代军事测绘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就出于宋朝。良好的科技发展的背景促进了军事测绘技术的进步。刻板技术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军事地理著述和兵要地志研究成果丰硕。指南针、计里鼓车等测量工具的出现 ,为军事行动中测定方位、量测距离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深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断创新中国特色军事理论

本文是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在“全军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军事思想学术研讨会”上致的开幕词,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发表时略有删节。     

An Imperfect Jewel: Military Theory and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perennial theme in the litera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theory and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It begins with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is relationship. It then investigates what military theorists themselves have had to say about the utility of their craft. It concludes by assessing the actual influence of military theory on selected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The individuals are George S. Patton, Jr., and Ulysses S. Grant. The institutions are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fundamental finding is suggested in the title: military theory can indeed be quite useful in the maturation of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institutions, but it is not always necessary and by no means perfect. It should thus be studied assiduously but used with ca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