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包围城市”战略是谁首次提出的?

党史界一般认为,是李立三、周子敬(何孟雄)等人在1930年春首次提出“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周少华在《关于“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的首次提出》一文中认为,早在1928年8月,湖北省委在第二次“秋暴”总计划中,即已提出这一战略思想。1928年2月23日,湖北省委第26次常委会围绕“割据中心”与“政治中心”、“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展开激烈争论。多数常委从鄂南、鄂中、鄂西的秋收暴动,黄麻起义和武汉等地工人罢工的失败和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反对“割据中心就是政     

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做出了贡献

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做出了贡献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瞿秋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农民割据”思想之中。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地域”的问...     

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的探索对武装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本文主要论述土地革命初期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探索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文章认为,这一时期中央虽然存在“左”的偏差,但党提出了土地革命、农民起义与割据、建立革命政权、建设工农武装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中央的指示和宣传,深入到全党的思想之中,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浅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起点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是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创立同时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但面临着武装夺取政权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当时,党中央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城市中心论”,许多领导者主张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而,毛泽东却独树一帜,力排众议,在1927年7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以便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是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在同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9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选集》第5卷,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这个理论体系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考察和回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     

江南峰火——1927年的宜兴暴动

陈云同志在他为宜兴暴动牺牲的宗益寿同志有关批示上指出,1927年11月1日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举行的宜兴秋收暴动,“是江苏省最早反对国民党的农民暴动的一个县”。是江南农民大暴动的开始。当时,《布尔什维克》杂志也指出“宜兴暴动是同两湖,广东,陕豫,至直鲁,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全国农民大暴动之一部分。”     

军事博物馆馆藏油画选登——毛主席在井冈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策略,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幅画描绘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作重要讲话的情景。     

军事史文摘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方针是何时确定的? 陈标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方针的确定时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而是1938年12月前。其依据是,1938年12月4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中就已经在党内指出:“过去已打八、九仗,都是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公开表明:“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文力摘自《中共党史通讯》1993年第6期)     

发人深思的一则更正──65年前对“八·一”建军的异议

翻阅1933年11月何日《红色中华》第二版,引人注目的《八一暴动与红军产生》,是中共中央局宣传部的一则更正。内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月南昌暴动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军,但暴动的武装到井冈山以后,变成成立正式红军的基础。中央局宣传部七月一日所发油印的宣传大纲,第一所讲到红军的产生,抄写时漏掉几个字,变成南昌暴动产生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是错误的,应当更正为「南昌暴动,产生中国工农红军的萌芽」。”奇怪,不是当时决定“八一”为“红军成立”的建军节吗？为什么要进行更正呢？细查同年《红色中华》与有关中央文件,发现对南昌起…     

读《论合围钳形攻势》有感

《军事历史》1983年第7期发表了刘伯承同志《论合围钳形攻势》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刘伯承同志极为重视对合围钳形攻势战法的研究和运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说:“我们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但是要因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谎言的末路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1934年由莱尼·雷芬斯塔尔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和1993年以采访90岁的雷芬斯塔尔为内容的纪录片《影像的力量》,再现了1933～1945年问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意志的胜利》如同电影版的《我的奋斗》,当时从思想上带动了很多德国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希特勒认为,他的“第三帝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帝国”、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重新审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的宣传,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深思。     

南昌起义的决策经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大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的“分共”活动日趋加紧。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共中央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中共“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止”和“中断”概念辨析——与文丁同志商榷

《武警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刊登的文丁同志《“中止”和“中断”应该这样用》一文(下面简称应文),作者经过文字考证,认为:如果把诉讼时效作为一个完整的持续过程考查,只有诉讼时效中断,即从中间断开,才有一个再衔接、再恢复的问题。而诉讼时效中止,则意味着     

福建工农武装革命的先声——平和暴动

1928年3月8日,以朱积垒为首的中共平和县委,领导该县长乐、崎岭、秀峰、上坪一带的农民1000多人,在广东饶平、大埔、福建永定的部分农军配合下,举行武装暴动,攻占平和县城,打响了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平和县农民运动始于1926年。是年10月,广州农讲所第6期学员、共产党员朱积垒,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随北伐军东路军入闽,回     

王尔琢生命中的最后四个月

王尔琢（1903～1928）,湖南石门人,21岁时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参加平息广州商因叛乱、东征和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坚决不理发,不刮胡子,因而蓄下一头长发和满脸络腮胡子,人称“军中美髯公”。1927年,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赣湘,发动湘南暴动。1928年4月28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四…     

愿《国防》杂志更上一层楼

笔者是民兵通讯员,也是《国防》的忠实读者。读了1994年《国防》第1、2期,感到面貌一新,爱不释手。首先是增加了“学习邓小平国防思想”、“基层通讯”、“企业武装”、“战法纵横”等栏目,内容丰富,理论指导性强。“后备军建设”、“法制天地”、“军旅采风” 等栏目,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起色,如文笔生动活泼,可读性强。版面设计也很有特色,图文并茂,美观大方,很吸引人。封面设计较过去更加丰富多彩,有新意,品位高。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如有的文章篇幅较长,文笔还不够精彩。希望今后文章内容再广泛一些,     

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

红色区域的发展和红军的不断壮大,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端恐惧。在他心中,红军,尤其是“朱毛”红军已不是地方一隅之事,而是发展到威胁其政治统治的心腹大患了。     

你是周瑜还是诸葛亮

公元210年,周瑜仰天长叹:“天既生瑜又何生亮”,然后吐血,连挣扎一下都不肯倒地身亡,年仅36岁。这是中国第一例名人心胸狭窄妒忌致死案,详情参见娱记罗贯中1400年长篇通讯《三国演义》之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凤雏理事”,周瑜成为心胸狭窄的代名词,甚至盖过了他跟曹操因大乔小乔轰动朝野的绯闻。他     

形“左”实右的提法不科学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的郝彭征在《中共党史研究》(双月刊 )第 4期上撰文说 ,在我党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倾错误 ,其中有四次曾被当做右倾或被称作形“左”实右、假“左”真左。如林彪集团覆灭后 ,在批林过程中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 ,是极右 ,因而只许批极右 ,不许批极左。再如“文化大革命”后期 ,“四人帮”集团继续推行极左路线 ,阻挠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 ,许多报刊文章称“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真右”。文章认为 ,这些本来都是典型的“左”倾 ,却被误认为是“右倾”、“形左实右”、“极右”、“假左真右”等 ,因而无一…     

红七军北上的方针并非始自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

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是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地区组建起来的一支革命军队。它虽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在其斗争历程中也几经坎坷,特别是在1930年秋自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湘赣苏区的过程中,遭到严重挫折。1931年4月,红七军抵达江西永新县时,全军减至约3000人。1932年冬,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第21师大部解体,右江革命根据地基本丧失。关于红七军北上的行动,在一些回忆录和党史研究的文章中,认为是李立三1930年6月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以下简称“立三计划”)所致,这个计划命令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广州,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认为这一说法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