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防空火力单元基于D-S理论选择反导防御手段

在现代战争中,飞航导弹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作战效能。地面防空火力单元面临着如何合理使用防御措施、正确选择干扰手段加强对飞航导弹防御的问题。提出一种把基于D-S理论的数据融合技术应用于地面防空火力单元选择干扰手段进行反导防御的方法。结果表明,利用D-S理论可以较好地选择对飞航导弹的干扰手段。     

基于粗集和证据推理的海外基地保障点选址评估

针对海外基地保障点选址问题,结合专家组给出的影响选址评估意见,建立海外基地保障点选址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引用粗集和证据推理方法对评估指标因素进行信息处理优化,利用历史数据得到的客观信息与主观判断进行互补,实现主观判断与客观信息相结合,并用粗集进行属性约简,简化指标体系。该方法能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弥补海外基地保障点选址因素复杂,计算可操作性差的缺陷,为海外基地保障点选址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定性信息的装备技术状态评估

利用定性信息对装备技术状态进行评估是提高评估时效性的有效手段.通过对装备技术状态评估研究现状的分析,论证了运用D-S证据理论进行装备技术状态评估的可行性.结合D-S证据理论的特点,提出了适用于装备技术状态评估的可信度分配策略.采用基于投影的证据融合方法,以解决传统D-S证据理论在融合高冲突证据时的缺陷.在评价决策中运用最大基本信度状态评价准则进行评价决策.最后,将提出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某具体装备的技术状态评估中,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证据理论的军械装备修理能力认证评估方法

借鉴AHP法建立军械装备修理能力认证评估体系,并构建其递阶层次模型。确立体系各级指标权重中,引入D-S证据理论对多专家意见进行融合;综合考虑专家的权重和不确定度,并采用单值转换分布概率算法对专家评价分数进行换算,改进了AHP法受专家经验、知识限制,主观性强等缺点。经算例分析,该方法能准确可靠地评价型号装备修理机构的修理能力,减少专家主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一种基于重要性权重的证据合成方法及其应用

针对Dempster方法在合成高度冲突证据时结果与直观结论相悖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重要性权重的证据合成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海上目标的识别。首先,根据证据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判断证据间是否存在冲突,对于有冲突的情形,由基于P距离的权重分配模型得到各证据的重要性权值;然后,对BPA函数进行修正,采用Dempster规则修正后的BPA函数进行合成;最后,利用雷达和舰船的对应关系,将侦察雷达探测到的目标雷达信号载频、脉宽、重频转化为雷达参数的概率分配,并运用改进的证据合成方法进行了目标识别。仿真计算结果证明:该方法能有效处理冲突证据组合,克服了一票否决问题,减小了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保留了Dempster方法处理非冲突证据组合的良好特性。     

一种改进的证据组合规则在可靠性评估中的应用

对许多长寿产品进行可靠性评估时,客观实验数据往往难以获取。在试验数据短缺的情况下,就要正确处理专家经验和对相似产品的可靠性认识等不确定信息。为了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不确定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DST)的可靠性评估方法,针对传统证据理论在处理冲突证据时的不足,用加权证据方法对其组合规则进行了修正。算例实验表明了该方法在有"干扰证据"存在的情况下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装备健康状态评估方法研究

针对装备健康状态评估问题,在阐述装备健康状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将装备的健康状态分为优、良、中、差和故障5个等级.对于测试不合格的装备,可以直接判定其处于故障状态;对于测试合格的装备,在评估装备参数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装备健康状态评估模型,对所有参数的健康状态合成并决策,确定了测试合格的装备的健康状态退化等级,并进行实例分析,验证了评估模型的合理性.     

一种可靠的协作式频谱感知方案

高可靠性的频谱感知是认知无线电实现的基础.在认知无线电网络环境下,提出了一种可靠的合作频谱感知方案.认知网络中的独立节点分别计算频谱感知结果的可信任程度,融合中心预分选各节点的感知结果,剔除终端的错误感知数据,利用D-S证据融合方法得到最终感知结果.该方式能够克服阴影效应、衰落信道以及自私设备所造成的感知信息失真问题....     

浅谈处置边境纠纷冲突中的法律对策运用

我国边境地区环境复杂,妥善处置边境纠纷冲突,对维护边疆安宁稳定,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友好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应对边境纠纷冲突中的法律对策问题研究,对边防部队依法履行使命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缺失及其影响

依法行政不能仅强调行政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公正合法的程序、正确地认定事实＂也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我们需要行政程序法,更需要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中的证据问题作出明确、科学而详细的规定。而我国目前尚无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可言,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为防止成为被告而承担败诉的风险,只得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要求自己。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应照搬繁琐而严格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实践中行政机关照搬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会产生排异反应,造成诸多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