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伪言说下的新四军——对铁军精神的反证式解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8年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日伪虽然对此百般掩饰与歪曲,但在论及新四军的作战地区、新四军的战术与作战、新四军的素质及其与群众的关系时仍透露一些无法掩盖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这些事实反而成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一种反面证明。     

深入虎穴的日日夜夜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年轻时的半身照片，穿一件开襟唐装上衣，头发梳得光亮，表情严肃。我之所以珍惜它，因为这是1941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用以向日伪机关申请“良民证”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连同那个“良民证”，伴随我度过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民兵战例篇：东汪保卫战 消灭日伪两百多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河北大城、青县、河间三县交界的东汪村,是一个敌人眼皮底下的小村,这里出门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是敌人控制相当严密的地区,也是周围各据点敌人互相勾结串通的必经之路。在日伪的铁蹄践踏下,东汪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4年东汪建立了党组织以后，该村积极发展民兵武装，先后成立了区小队和基于民兵队、儿童团等民兵组织，带领群众挖地道、造地雷，     

日伪对苏南“清乡区”田赋的掠夺与利用

日本全面侵华后,苏南地方财政不敷甚巨,掠夺田赋成为日伪牟取钱粮的重要手段。“清乡”运动之初,日伪遏制旧有势力的同时租赋并征,无助于田赋还损害社会各阶层利益,于是利用常熟舞弊案从地方浮收中渔利,由此介入田赋。1942年“清乡”与“省政”合流,伪省府通过违背法制、破坏民生、放纵浮收保证了田赋来源,意图“参战”的伪中央进而与地方共谋,从土地倒逼纳赋者,导致伪组织“内斗”加剧与民众负担激增。受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影响,伪政权促使田赋征实与米粮统制相结合,此举最终在军需压力、自我反噬、抗日力量、民意尽失中崩溃。苏南“清乡区”掠赋机制既是日伪政权、经征群体与地方社会间错综关系的展现,也折射出日本侵华战争对沦陷区的结构性侵害。     

施亚夫：打入日伪内部的中共特工

抗日战争时期,施亚大先后在抗战支队、特务总队、新5军战斗在抗日一线。1942年受党的派遣,施亚夫打入汪伪部队,任伪7师中将师长,伪34师参谋长、副师长,后成功策划了反正起义。受命打入汪伪1938年3月,日军在南通登陆,施亚夫拉起了队伍,成立中国工农守土团,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41年6月,随着队伍不断壮大,施亚夫将队伍更名“绥靖军第七师”。消息传到南京,正愁枪少无法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汪精卫异常高兴,立即派心腹严济南到南通收编施亚夫。     

名将陈光的一生(下)

(续上期)1939年10月28日,罗荣桓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陈光指挥部队南下,进行郯(城)码(头)战役,攻克水路交通要地码头镇,并一度攻克郯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并解决了部队冬衣问题.与此同时,陈、罗团结争取了坚决抗日的开明士绅万春圃和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孔昭同,并打击了与日伪勾结的孔庄恶霸地主杜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