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国焘长征会师后的分道扬镳

1935年6月,毛泽东、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的方针.张国焘甚至想以非常规的方式胁迫中央跟着他南下,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毛泽东毅然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带着红一方面军走出是非之地,踏上艰难而又光明的北上之路.     

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之四)

南下代价 ——张国焘另立“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遭受重挫 对于中共中央要求迅速北上的电令,张国焘均置之不理。他一意孤行地要求红四方面军南下。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发布《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他又下达所谓“南下命令”:右路军中的第4军和第30军从巴西地区重返草     

张国焘事件——一场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严重斗争

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张国焘事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场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严重斗争。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擅自率军南下,坚持退却逃跑;自恃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妄图用枪指挥党;以致另立中央搞分裂,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在党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重新回     

论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作用及贡献

朱德于1934年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长征初期,朱德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减少红军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举动,朱德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其间,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张国焘右倾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说服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组成左路军及右路军后的军委和总部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的达维会师。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继续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8月,会师的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9月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长征途中贺龙智斗张国焘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一直坚持在南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双方争取的重要力量.     

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之五)

胜利的曙光——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向红一方面军逐渐靠拢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军阀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政府,出兵湖南。蒋介石被迫将陕甘“剿共”主力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这时,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     

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

各路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破产,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是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 红军长征中,到底有几次会师?有的说六次会师,有的说七次会师.笔者认为应该是八次会师:红2、6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10军在江西重溪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25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永坪会师;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在陕北甘泉会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红军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在实践中认识到临时中央推行极“左”路线的错误,抵制了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与朱德等人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军队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重要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牵动全局”的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在北至陕西南部、南至涪江的广大区域内发起嘉陵江战役。此役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计划,在成都平原西侧开辟出新的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红四方面军成功实现了向西的战略转移,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东方军入闽作战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东方军入闽作战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而作出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东方军初次入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客观上扩大了中央苏区东部版图,促成"福建事变",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时机。然"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不仅没能实现预期战略目的,反而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错失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宝贵时间。东方军二次入闽,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能予19路军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坐失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渐成定局。     

王稼祥与长征

王稼祥是长征实现从失败退却向主动转移的关键人物。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长征。他积极提议召开会议,纠正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他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王稼祥积极宣传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使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担架上的“阳谋”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弹片全部…     

好好抓一下军以上机关党的建设

军以上机关是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中负有重要使命.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从军以上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抓起,当前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围绕维护中央权威,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军以上机关党的建设,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体领导的权威,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政令、军令在部队畅通无阻、贯彻执行,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中央的权威不是空的,不能停留在空泛的表态上,而要扎扎实实地落实到行动上.《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律.军以上机关的每一名党员,都要有强烈的“四个服从”的意识,并且牢记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大局观念、政治纪律观念,从根本上增强维护中央权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看一个干部是否真正自觉维护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权威,主要依据不是他的表态,而是他的行动,看他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以上机关的全     

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之三)

无奈的抉择 ——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陕甘 中共中央在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战略目的后,鉴于国民党加紧封锁懋功地区和红军给养难于解决等不利情况,决定红军继续前进,实现在川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早在6月16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指出了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     

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红七军北上的方针并非始自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

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是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地区组建起来的一支革命军队。它虽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在其斗争历程中也几经坎坷,特别是在1930年秋自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湘赣苏区的过程中,遭到严重挫折。1931年4月,红七军抵达江西永新县时,全军减至约3000人。1932年冬,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第21师大部解体,右江革命根据地基本丧失。关于红七军北上的行动,在一些回忆录和党史研究的文章中,认为是李立三1930年6月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以下简称“立三计划”)所致,这个计划命令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广州,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认为这一说法不够准确。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长征途中,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红军解除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统治,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行动方针,取得了长征的完全胜利。     

略论红军长征胜利及其对西北局面的影响

1936年10月,经过总计两年的艰苦转战,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实现了大会师。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也进而促成了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值此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谨撰文以志纪念,并就三大主力会师的背景、经过及其对西北局面的影响作些考察和探讨。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背景1935年七八月间,意义重大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这一方针贯彻的“左”顺关门主义。这一策略转变,既是共产国际面对日形猖撅的法西斯势力的回应,也反映出苏联对…     

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了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北上过程中的指挥系统、指挥班子、通讯系统、通讯队伍及其左右两路军的关系等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