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引入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战略转化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相关关系,发现一国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只有在正确的国防安全战略指引下,同时确保军事实力随着国防支出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国防投入物产品供给方式的理性选择

国防投入物产品作为纯公共产品,其供给方式应是多样的。然而,在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了全部国防投入物产品的生产,实行直接政府“经营”,使得军事后勤保障呈低效率运行。这种供给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后勤保障要求。文章从供给的角度,对国防投入物供给方式和国防生产的“民营”进入等实施“大后勤”体制创新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防投入物的供给有“政府投入、直接生产”和“政府投入、间接生产”两种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国防投入物供给将逐步实行“政府投入、直接生产”向“政府投入、间接保障”转换,直至实现社会保障,这已成为我国国防投入物供给方式的必然选择。     

论国防装备经济投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中国和美国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着重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国防装备经济投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在定性分析部分,探讨了国防装备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定量分析部分,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国防装备经济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同时还采用费德尔-拉姆模型对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阶段我国国防装备经济投入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结论。     

论“增殖型”国防

“增殖型”国防是指与纯消耗型相对应的一种国防经济发展模式,但“增殖型”国防不等于要求所有的军事投入和军事活动都增殖。为“增殖型”国防正名和重提“增殖型”国防,目的在于探索军民兼容、高军于民的国防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当前,着重要通过“两个转制”、“两个转化”和“两个市场”来进一步形成“增殖型”国防的经济机制。     

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理论分析

文章运用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视军队为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厂商”,通过数理方法论证了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一般原则,即最优的国防费配置状态应该满足国防费各子系统的边际国防产出相等的条件。在此状态下,一定总量的国防费所产出的国防安全产出最大,从而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向。由于现实中的国防费各子系统边际国防产出并非一致,客观要求对边际产出较高的子系统进行较多投入,所以效率导向的国防费配置在目前阶段又外在地表现为非均衡配置。     

国防动员立法多目标的博弈均衡分析

文章分析了国防动员各主体对策行为的内在机理,对动员者和被动员者为什么合作以及如何实现合作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同时表明了国防动员法律规则的作用。文章认为,国防动员行为主体的对策行为均衡促进合作,因而国防动员立法应在国防动员各主体对策行为均衡之后形成制度性安排,以立法的形式来确保国防动员均衡行动的稳定性。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国防动员建设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防动员建设,必须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防动员建设的投入与需求矛盾较大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思想,准确把握作战需求,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以主要工作的突破牵引全局发展."十一五"期间,国防动员建设应紧紧围绕做好实质性军事斗争准备,构建"一个平台"、统筹"两个计划"、完善"三个体系".     

基于横向比较的中国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研究

通过横向比较1988年～2008年世界157个国家(地区)防务负担及其离散度指标,发现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离散度和离散系数均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防投入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新时期继续提高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应合理选择国防投入增长方式,实现国防投入与经济建设良性互动,拓展军事投资渠道。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加强国防科技预研投入的必要性

未来战争的高技术性特点,使战争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交战双方所拥有的高技术优势。因此,国防力对科学技术的高度依赖性,为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环境。然而,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依赖于预研经费的投入。这就要求国防投资向国防科技预研倾斜,重点给予扶持。在这一前提下,加强投入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今后,特别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加国防科技投资比重,优化国防科技投资结构,实行投资向国防科技预研倾斜政策。     

马来西亚军队谋求均衡发展

2006～2010年第9个马来西亚国家计划中,很多内容都集中于将新的作战能力投入现役。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表示说,在这个过程中,将集中力量使马来西亚军队转变为一支均衡发展的常规部队。强调建立系统马来西亚第9个国家计划继续强调“建立系统”,目的是为了强化战斗准备。另外一系列的主动措施是为了完善“最佳的整体管理方式来提高整个军队战斗力”。这些措施     

试论国家经济力量向国防实力的转化

国家经济力量是国防实力的基础,国防实力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保证,两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要实现国家经济力量向国防实力的转化,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坚强的国防政治基础,完善动员体制;同时,要加大国防科技含量投入,走科技强军之路。     

美国国防开支陷入“无底洞”——军费数额连年剧增 预算危机隐约浮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开支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和各军种面临了最严重的规划和预算危机。但是在过去的七年间（9·11之后）,美国的国防投入重新开始迅速增长,目前的军事项目仍需要大量持续的经费投入,这给美国国防部（尤其是下一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防部必须要为维持如此高的国防开支数字提供足以说服国会的充分理由。     

增殖型国防论失误剖析

“增殖型国防”是针对过去认为国防费开支是一种纯粹消耗的观点所提出的新见解,其基本内容是,将国防费大体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国家安全基金,不要求直接增殖,另一部分是可能产生增殖的费用,如国防科研费和基本建设费,这部分投入得到的产出可以大于投入本身,起到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双重作用。建立“增殖型国防”的物质基础是国防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发挥国防建设经济功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国防建设具有经济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溢出效应”。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重,我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形势下,配合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国防建设可以做出积极反应：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适度增加国防投入,调整国防投入结构和方向等,在“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防经济建设中的国际经济因素分析

文章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防经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国防经济建设中的国际经济因素问题,着重探讨了国防经济建设中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对抗的基本方式、途径和巨大影响,指出国防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重因素,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途径方能实现。     

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及改革建议

运用费德尔—拉姆模型对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表明,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规模效应,对国民经济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原因主要在于,国防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国防科技发展速度较慢,国防与民用科技工业在军民一体化上尚未建立有效机制,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改革体制、优化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国防科技投入,构建寓军于民的科研创新平台,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聚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