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策论的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兵力部署研究

为提高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兵力部署的科学性,提升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规划的能力,提出了一种基于对策论的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兵力部署方法。首先推导了反潜机搜索条件下的潜艇生存概率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潜艇打击能力、进攻目标价值等因素,构建了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兵力部署maxminmax模型,给出了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兵力部署maxminmax模型的求解算法,最后应用典型案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舰载反潜机反潜作战提供量化参考和实践依据。     

Rényi信息增量和协方差联合控制的多传感器管理算法

针对目标跟踪中雷达组网场景下多传感器管理问题,结合Rényi信息增量和协方差两种算法各自特性,利用并行处理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Rényi信息增量和协方差联合控制的传感器管理算法。在具体仿真设计环节,分为传感器跟踪能力大于目标数和传感器跟踪能力小于目标数两种场景。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在单目标匀速、多目标匀加速等多数场景下能够对目标进行有效跟踪,同时降低了传感器的切换频率,具有更好的实时性。     

区域联合作战装备保障任务分配模型

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区域作战联合装备保障成为信息化条件下装备保障的主要方式,实施科学正确的装备保障指挥,进行保障任务分配对于提高保障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区域作战装备保障任务的特点,依据区域保障要求建立了包括转场时间在内和不同作战方向上作战单元的重要程度不同的装备保障任务分配模型,保证了重要方向上最晚完成保障任务的作战单元保障时间最短和非重要方向上最晚完成保障任务的作战单元保障时间最短。最后,应用遗传算法给出了区域联合作战装备保障任务分配模型的求解方法和步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基于网络抗毁性的装备贡献度评价

高新技术的应用使装备间关联关系更加复杂,武器装备论证更加困难。装备对体系贡献度研究为武器装备论证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基于作战环思想构建武器装备体系作战网络模型,同时完成作战环理论所划分的同类型装备的网络化建模,提出复杂网络背景下装备贡献度的定义及基于网络抗毁性的贡献度评价方法,通过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算例分析来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结果显示,不同装备对体系的贡献度大小可以通过复杂网络模型进行预判。     

INS辅助的PMF-FFT快速捕获算法

为了快速地捕获卫星信号,研究了部分匹配滤波(Partial Matched Filter,PMF)算法及其参数选择依据。采用惯性导航系统(INS)辅助的PMF-FFT捕获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惯性导航系统信息缩小信号捕获的2维搜索范围;同时,为改善PMF-FFT捕获算法的性能,在PMF过程中采用窗函数加权积分。结果表明,该捕获算法能够大幅减小平均捕获时间;且加窗后的PMF-FFT算法捕获性能更优。     

要地防空敌袭主攻方向判断方法研究

主要对要地防空时多个可能的敌空袭兵器来袭方向进行了分析,并确定每个来袭方向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确立被评事物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应用灰色关联理论消除各个因素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将综合运算得到的量值进行排序比较,以供指挥员进行战场情况判断。     

必须加快推进海上行动信息动员建设

信息化是时代潮流,加强海上行动信息动员建设是适应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现实需要.新形势下,必须坚持以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海上行动对信息动员建设的基本要求,突出抓好海上行动信息动员建设的关键环节,努力提升海上行动信息动员建设的质量效益,全面提高海上行动信息动员保障"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能力.     

浅议联合作战党委科学决策需要把握的六个关系

联合作战具有力量多元、空间多维、行动多样、对抗激烈、协同复杂等鲜明特征,对党委科学决策提出了更高、更准、更快的要求。当前,特别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韦慧晓:以心相许“嫁”海军

＂战斗警报!＂伴随着一长声警铃,一阵清脆悦耳却又铿锵有力的声音传遍全舰。9月8日,东海某海域风高浪急、波诡云谲,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郑州舰作战指挥室内,一位中校女军官目不转睛盯着战场态势图,沉着冷静地下达着作战指令。她就是郑州舰博士副舰长韦慧晓。翻开韦慧晓的简历,记者看到她精彩的人生跨越：从高薪白领到携笔从戎的军人,从优秀的博士生到合格的舰艇指挥官。参军入伍是韦慧晓从小的梦想和追求。2012年1月,韦慧晓梦想成真,被特招入伍,加入海军部队。入伍当天,韦慧晓在日记本上郑重地写道＂此生嫁给海军＂。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的经验与启示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是一场中缅联合打击盘踞在两国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的特殊战争,是新中国支援友好邻邦缅甸的正义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跨境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次作战服从于国家利益大局,破解了当时的政治外交难题,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力。双方不仅协同聚剿残余之敌,也为我军积累了作战经验,为当今发展良好的中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