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2008财年美军全球反恐经费支出概况

2008财年美军反恐经费总预算约为1893．16亿美元,其中：人员经费178．4亿美元,训练和维持性经费925．3亿美元,军事采购费用715．97亿美元,科研经费约29．46亿美元,家庭住房资金1176．6万美元,周转管理资金19．63亿美元。从经费支出分类看,美军全球反恐经费支出涵盖范围广,支出项目纷繁复杂,并且开支非常详细和具体。其特点表现为重视官兵生活、科研投入和军事装备支出。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完善军费支出监督体系的基本构想

加强对军费支出的监督和控制,应创新军费支出监督手段,改进监督方法,实现监督的实效化、信息化、全程化、法制化、民主化。要健全军费支出监督机制,建立闭合循环体系,构建垂直领导体制,明确监督机构职责。应建立军费支出监督信息反馈系统,加快军费支出监督的程序化进程,打造军费支出监督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军费支出监督相关的配套措施。     

军队行政消耗性支出增长问题研究

军队行政消耗性支出的增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军费支出是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的历次裁军以及物价波动对支出增长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防费政策选择

金融危机通过多种路径对中国国防费发展趋势造成不确定性影响。然而,国防费政策不是纯经济性选择。兼顾国家安全与经济约束,持续增长型国防费政策是理性选择,具有双赢性质。     

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必须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的新特点为依据,吸收和借鉴西方效用价值论的合理内核。     

中国国防费占财政支出例22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表的(《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说,1979年至2001年,中国国防费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2001年为7．65%,比1979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在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防费有所增加。中国年度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1995年为1．09%,2001年为1．50%。     

完善“三个机制” 提高国防费配置效率

国防费总量确定及其配置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尤其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鉴此,必须建立完善国防费配置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国防费的配置效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合理确定国防费配置总量的增长机制适度的国防费配置总量,能为提高国防费的配置     

军费支出的财富效应——一个基于通货紧缩的分析框架

在发生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军费支出具有实际的财富效应,而且比非通货紧缩时期要高,此时应该适度扩大军费支出的投量规模,这样,不仅可以弱化我军建设以往的“欠账”负效应,还可以通过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回升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