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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14日,毛泽东等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时,他指示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对此,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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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晚上,古城兰州,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东北军51军迅速解除了驻兰国民党中央军的武装,并扣押了部分国民党中央驻兰要员,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指挥者是东北军51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两“事变”和平落幕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被囚,而于学忠却安然无恙,抗战期间还因功晋升为一级上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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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从民族抗战大局出发,对豫东黄泛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源整合和国家调度活动,目的在于增进灾区民众的凝聚力和对敌斗争的信心.主要有:一、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宣传,给灾区和难民以道德旌扬和精神抚慰;二、密切关注新黄河的水势水情,扩大以水代兵的军事价值;三、制定善后政策,规范善后活动,增进善后力度;四、采取具体措施,对难民实施直接救助和救济.这些活动未必都卓有成效,但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斗争条件下,对于拯救灾民、聚拢人心、激发民族抗战意志、实行持久抗战所起的作用,还是应当给予应有的肯定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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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作战指挥中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从中寻求制胜之策,是朱德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抗战时期,朱德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于作战指挥领域:一是把所从事的战争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实事求是地指挥作战,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二是辩证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正确认识作战对象、战场等具体条件,灵活地运用游击战的作战样式、战略战术,把作战指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三是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着力解决事关全局的关节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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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入侵华北的日军以较小的代价占领平津后,准备进攻南口,沿平绥线进犯山西、绥远,其扩大侵略的野心暴露无遗.驻上海与之呼应的日军蠢蠢欲动,多次挑衅.13日,日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炮击闸北区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和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部在上海八字桥附近交火,八年抗战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淞沪会战由此爆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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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辈悟传统,强作风砺斗志。4月底,贵州省都匀军分区利用战备拉动演练时机,组织官兵到独山县“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开展主题教育现地教学活动,教育引导官兵职工弘扬革命传统、锤炼战斗作风,激发献身强军实践的热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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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民兵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时期,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任重道远、充满坎坷,跟着民兵抗战足迹追忆历史、感悟传统,对确保我们当代民兵不辱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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