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

1 91 6年袁世凯死后 ,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 ,主张对南方采取武力统一政策 ,但遭到直系军阀的反对。为了对付皖系这一共同敌人 ,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西南军阀决定采取“联直制皖”的策略 ,与直系等建立反皖的“三角同盟”。1 91 9年秋 ,直系为准备同皖系作战 ,以驻湘直军“久戍思归”为由请求北归 ,让直系吴佩孚充当“兵谏”急先锋 ,反皖“三角同盟”发展为 1 4省反皖同盟。吴氏接受军政府的军费补助后于 1 92 0年 5月开始北撤。直军一撤 ,南军紧紧跟上 ,于 5- 6月连克长沙、岳阳 ,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垮台了。与此同时 ,河南发生了更易督军问题。皖段拟在吴师北撤途经河南时加以拦截 ,因此图谋撤换豫督赵倜 ,并以皖系吴光新取而代之。赵氏除拟以武力抗拒外 ,又极力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各方的反对下 ,皖系的易督阴谋未能得逞。直皖之战爆发后 ,为西南军阀所控制的军政府发表了助直反皖宣言 ,唐继尧等也拟乘机扩展地盘。但战争于数日内以直胜皖败而告结束 ,西南军阀什么也未能得到。在直皖战中 ,西南军阀与直系的“合作”是出于各有所求 ,形势使然。但以彼此利害关系 ,在“合作”中又充满矛盾 ,“联直制皖”是一种权宜之计。     

清缅战争中清朝军马之拨解与管理

乾隆朝清缅战争中云南本省绿营兵的一再失利，使其遭到朝廷弃用，以致省外官兵特别是骑乘马配备率较高的八旗兵被大量抽调至云南前线，再加上云南本省产马不多、军马倒毙率极高等原因，朝廷不得不扩大军马拨解的范围和规模。于是，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北、湖南等临近省份不仅要将其境内军营的大多数“现在实操马匹”解送至云南，而且在朝廷的谕令下也多次“代滇”采买、解送马匹。从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各省共计为清军作战备办军马近10万匹。关于这些军马的解送、喂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损伤分赔方式，清朝均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或事例可供遵循，各省的地方官府、官兵、民众以及前线的官兵都参与了军马的拨解和管理并被赋予一定责任，也同样为此分摊了部分成本。     

孙马大战：国民党中央政权与诸马军阀关系初步定型的关键事件

晚清崛起、长期盘踞于甘宁青三省的诸马军阀集团是近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北不能忽视的重要军事政治势力。国民党南京政权建政初期,无力西顾,甚为轻忽诸马的实力及其影响力。随着政局趋稳和对西北内部复杂情势的了解,尤其是通过1933年至1934年诸马联合兵拒孙殿荚屯垦青海事件,使国民党中央政权进一步认识了诸马军阀的“利益边界”及其在西北政．治军事格局中的作用和影响,从此国民党中央政权与西北诸马军阀关系初步定型。     

晚清至民国“军队私人化”问题的衍生及其调控逻辑

晚清以来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体制已经全面腐朽崩溃,在国内外局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清廷开始依靠地方力量举办团练。在军事权力下移的过程中,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私人化军队从内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主要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军队私人化问题愈演愈烈。而早期以北洋军阀为主要革命对象的国民党经历了从照搬英美军队国家化,到策动军阀武装斗争,最后到以俄为师的过程,对使用政党力量统领军队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重蹈军队私人化的覆辙,而走向彻底失败。     

叶城:石榴种植促增收

近日,叶城县的石榴花次第开放,当地各族群众相聚在石榴园里,欢庆一年一度的石榴花节,祈福今年石榴有一个好收成。被称为石榴之乡、核桃之乡的叶城县,地处昆仑山下、塔里木盆地西南缘。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林果业,有效地提高了各族农牧民的收入。     

四川军工16项技术创新项目获省财政资金支持

为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国防科工委关于推进四川军民结合加快军地经济发展的合作协议》精神,按照突出重点、鼓励自主创新,促进军工企业军转民技术水平提升和军转民项目产业化的原则,在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的积极努力争取下,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高强度纳米隔热膜产业化技术开发”等16个单位的16项军转民技术创新项目已列入2008年第一批四川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共获得省财政305万元的资金支持。     

20世纪20年代土匪与政府、洋人、军阀的博弈——以临城劫车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府更迭频繁,军阀争地夺利,土匪横行乡里,列强也未放弃分权攫利.一幕由政府、军阀、洋人、土匪共同演出的以命相搏的丑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精彩.发生于1923年的山东临城孙美瑶匪众劫持火车案,充分地体现了土匪与政府、洋人、军阀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在这场本来力量并不均等的角逐中,势力最弱者土匪,准确地抓住了以命换生存的博弈原则,以洋人为博弈的筹码,在与政府、军阀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打倒军阀”语境下的唐继尧之死

北伐时期,"打倒军阀"成为革命动员的最重要口号和战争进行的最主要目标。在此代际更替的关键时刻,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离世,其死后的寂寞寥落与生前的轰轰烈烈形成大反差,不由得使人感叹:生逢其时,而死不逢时,其故去时正好是人生曲线的最低点,是世态炎凉的最低潮。前时叱咤风云的人物,若不趋新进取,势必被历史迅速淘汰。透过时论,回归语境,感受氛围,给我们考察时代转换之际曾经的要角是如何被世人所迅速"淡忘"、中国近代第一代军阀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别样视角。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军队征调——以元、明、清朝乌江流域土司军队为例

元、明、清时期西南土司军队为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统治阶级利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军队,维持当地的统治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和抵御敌国的侵犯。军队的奉征反映了土司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又促进了土司及西南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南方游击区应当增加“浙西南”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著作在有关南方游击区序列的表述中,没有浙西南游击区而只有浙南游击区。其实,浙西南游击区从所处的地理位置、创建者的身份、担负的任务、开辟过程中采取的斗争方法等有其特色,是中央苏区斗争的沿续,属于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央红军到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又是1935年革命低潮时期全国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根据地。所以,应当在南方游击区序列的表述中,在保留浙南游击区的同时,增加浙西南游击区,以利于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