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警法学的建构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警理论研究、武警立法发展和武警执法实践都要求制定一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武警法是适用于武警部队的专门法,具有特殊性、专业性、独立性、分散性、交叉性的特点。武警法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价值和科学体系,应该建构独立的武警法律学科,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海军特种作战军事概念格式化描述框架和模板研究

介绍了海军特种作战军事概念格式化描述的方法。对海军特种作战军事概念格式化描述的要求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格式化描述的基本思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海军特种作战军事行动进行分解,给出一套规范和格式,使军事人员对军事行动的格式化表述清晰地提供出技术人员所熟悉的面向对象的概念和机制。根据这种思路对海军特种作战军事行动进行分析,抽取出格式化描述的五个要素：作战单位、动作、作战行动、信息和作战环境,从而建立海军特种作战军事概念格式化描述的框架并详细研究了上述五个要素的描述框架和模板结构。     

军事立法技术新解

军事立法技术是军事立法学和军事立法实践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军事立法技术的基本问题,则是军事立法技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军事立法技术的概念、与一般立法技术的关系、运用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对军事立法技术进行简要分析。     

论我国地方国家机关的军事立法权

我国地方国家机关享有国防职权和立法权,有权就国防事务制定地方性军事法规和地方性军事规章。地方国家机关的军事立法权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地方军事立法的内容是有限的,不应涉及军事行动和军队管理事项。     

军内行政执法主体研究

军内行政执法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军内行政执法权的组织。但是,在理论上如何界定军内行政执法主体的范围？军内行政执法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界定？军内行政执法主体之间的职权在宏观上如何划分？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军事期刊版式设计理念的重塑

目前军事期刊版式设计缺乏系统理念,同类期刊同质,缺乏独特风格,缺乏表现形式和阅读感觉雷同等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设计理念。军事期刊应该重塑版式设计理念,把版式设计体现和融入军事期-Tq的整体形象设计系统之中,追求体现军事期刊个性的创新并综合考量信息集群的收集和融合。     

基于敌后侦察与诱骗博弈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法*

对敌后侦察反军事诱骗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法的定量分析是战役研究中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根据信息作战原理,运用仿真和统计学分析的混合方法,建立基于概率的二人非零和(TPNZS)非合作博弈模型,设计基于侦察与诱骗博弈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法,定量分析我方的敌后侦察和敌方的军事诱骗对远程信息与火力联合打击能力的影响,并对一个典型实例的初步试验及分析结果表明:与敌后侦察和军事诱骗有关的正确识别目标和错误识别目标的概率以及远程火力命中目标的概率是评估远程信息与火力联合打击能力的关键,而对评估结果进行博弈分析则是远程火力打击战法设计的关键,用识别正确目标和错误目标能力以及远程火力命中目标能力描述的基于敌后侦察与诱骗博弈的远程火力最优打击战法为Δ*=(0,Δ2*,1-Δ2*)=(0.0000,0.7727,0.2273),被打击方对远程火力打击的最优战法为π*=(π1*,0,1-π1*)=(0.8511,0.0000,0.1489)。     

军事通信网信息优势指标及评估模型研究

军事通信网信息优势评估指标的确定和量化是C4ISR效能评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针对军事通信网的特点,在分析信息优势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军事通信网的具体业务需求,深入分析网系完整性和精确性,利用期望时延重新定义时效性,并提出信息能力资源利用率指标,以及绝对信息优势、隐性信息优势和显性信息优势概念,根据所确定的指标,给出了军事通信网信息优势基本的定量描述方法。     

一种基于知识的作战计划系统设计

作战计划系统是复杂的问题求解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介绍了当前一些主要的作战计划辅助生成系统及其特点,分析比较和归纳整理了当前军用计划系统所采用的一些常见规划技术和优缺点,重点分析了作战计划系统中的智能规划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的作战计划辅助生成系统的开发设想,构建了系统知识库,系统采用层级任务网络规划技术,给出了这种规划技术的理论框架和算法过程,并且把这种技术与多主体规划技术相结合,辅助实现军事作战任务的逐层分解与规划优化,进而生成完整的行动序列,较好地解决了作战计划辅助生成问题。     

Arming China: Major powers’ arms transfer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fuelled by a massive military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relying, in large part, on the acquisition of foreign military equipment.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world’s major powers define their arms transfe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s therefore crucial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makes two ori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drawing on neoclassical realism, it propos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to explain variations in major powers’ arms transfers. Second, based on a large body of elite interviews and diplomatic cables, it offer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American, British, French and Russian arms transfe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