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未能粉碎蒋介石对1红军发动的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开始长征.     

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红军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在实践中认识到临时中央推行极“左”路线的错误，抵制了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与朱德等人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军队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重要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为了长征的胜利——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中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粉碎了几十万人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原因很多,而建立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技术侦察工作为粉碎敌“围剿”和保证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电台,从敌人手中“拿”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3次大规模“围剿”。随着中央苏区3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蒋介石不顾中共中央提出的共同对日作战的主张,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阴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在以往的作战中,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靠派侦察员     

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

红军时期陈云在军事斗争领域功不可没。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动员战争经济、保障军事后勤,为反“围剿”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分析游击区域的斗争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为当时正处于低谷的游击区武装斗争指明了方向;长征中他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等职,直接参与了军事指挥,为协助中央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遵义会议这个中国革命重要转折的历史关头,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投了重要的一票,并积极忠实地贯彻遵义会议决策和方针,在共产国际和世界范围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最早向世界全面宣传红军长征这一军事奇迹和英雄史诗,不仅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一座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丰碑,而且在世界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赴新疆建立统一战线,接应西路军余部入疆,帮助党保存和培养了这一部分经过千难万险、浴血奋战锻炼出来的精华力量。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史略

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军队侵占和血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时刻,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它在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长期与拥有优良装备并超过自己力量数十倍的敌人正规军作斗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复杂的斗争中,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武装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骨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的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结果.1933年9月至1934年秋,由于党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先是犯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来又犯了军事上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错误,红一方面军未能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     

遵义 红楼门前军旗红

遵义会议简介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     

关于红军长征中几次重大战役战斗的研究述评

长征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在长征途中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顽强的抵抗,经历了大大小小百余场战役战斗,这些战役战斗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长征中一些重大战役战斗中的热点和争议问题的梳理,较详细地介绍了近20年来关于这些战役战斗研究的新成果。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郭之昀红五军团,由原国民党第２６路军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宁都起义后改编,辖第１３、第３４师,归红一方面军建制。该军团组建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以善于防守著称,长征途中一直为殿后掩护部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将星早殒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中牺牲的师长们

从1930年1 1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共牺牲了9位师长.本文讲述的是来自他们中五位的故事.     

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重要一战──劳山战役

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重要一战劳山战役詹大南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进行的劳山战役,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前奏,是红十五军团献给即将胜利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见面礼。它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３次“围剿”的重要战役之一,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介入了1930—1931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远东局密切关注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动向,研判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态势。指导中共制定反"围剿"的作战计划,并积极向莫斯科争取物资和人员支持。远东局还推动中央苏区调整经济政策以缓和同中农的关系,推荐毛泽东进入苏区中央局,干预处理"富田事变",试图为反"围剿"斗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不过由于远离中央苏区斗争实际,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总体上看,远东局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介入,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诸多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试析红军五次反“围剿”时期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战略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要全面、正确反映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历史,揭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做到“知彼知已”,有必要对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战略（下文中简称“围剿”战略）加以研究。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的主要内容 １９３０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３４年 １０月,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反动独裁统治,对全国的红军和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陆续提出了一些“围剿”的方针和作战原则,逐步形成其所谓的“剿匪”理论。纵观蒋介石在五次“围剿”红军…     

试析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6个作战命令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布了6个作战命令——红字第9、第10、第11、第12号命令和胜字第1、第2号命令。通过对这6个命令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红一方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过程，并领略朱德、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出的高超的指挥艺术。     

龙冈大捷: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龙冈大捷,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没有罗坊会议“诱敌深入”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没有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罗坊会议前后曾争论迭起,毛泽东运筹帷幄、决策拍板,彭德怀鼎力支持、策应启动,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顺利合兵、东渡赣江,红军主力实施战略退却、小布集结,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王稼祥与长征

王稼祥是长征实现从失败退却向主动转移的关键人物。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长征。他积极提议召开会议,纠正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他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王稼祥积极宣传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使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担架上的“阳谋”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弹片全部…     

东方军入闽作战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东方军入闽作战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而作出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东方军初次入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客观上扩大了中央苏区东部版图,促成"福建事变",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时机。然"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不仅没能实现预期战略目的,反而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错失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宝贵时间。东方军二次入闽,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能予19路军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坐失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渐成定局。     

红军长征中的秘密“武器”

有了秘密“武器”,可是博古、李德不会用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侦收敌人电台信号、从中获取情报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2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军委2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2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     

红星奖章：中国工农红军颁发的最高等级奖章

“九一八”事变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各地红军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为了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作了三个等级的红星奖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说过:“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188页)后来党史界和军事界有不少同志一直沿用这个说法,认为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已经形成了(有的说“全部形成了”;有的说“基本形成了”;还有的说“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因为红军的作战原则不等于也不能完全包括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同时,也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在三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