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结果.1933年9月至1934年秋,由于党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先是犯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来又犯了军事上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错误,红一方面军未能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     

东方军入闽作战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东方军入闽作战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而作出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东方军初次入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客观上扩大了中央苏区东部版图,促成"福建事变",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时机。然"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不仅没能实现预期战略目的,反而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错失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宝贵时间。东方军二次入闽,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能予19路军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坐失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渐成定局。     

朱德在遵义会议前后

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相继来到瑞金.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起第五次军事"围剿".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古、李德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翌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湘江战役的历史回望

发生在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是在由博古掌握领导权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背景下,经历的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场极为被动的战役,整个过程悲壮惨烈。经此一役,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此役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深刻吸取教训,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得党的革命航船从此乘风破浪,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将星早殒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中牺牲的师长们

从1930年1 1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共牺牲了9位师长.本文讲述的是来自他们中五位的故事.     

长征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论红军长征中战略方针的演变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这次战略转移就其主体而言,主要的还是一次军事行动,因此能否选择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     

红军长征中的秘密“武器”

有了秘密“武器”,可是博古、李德不会用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侦收敌人电台信号、从中获取情报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2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军委2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2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     

试析红军五次反“围剿”时期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战略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要全面、正确反映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历史,揭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做到“知彼知已”,有必要对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战略（下文中简称“围剿”战略）加以研究。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的主要内容 １９３０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３４年 １０月,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反动独裁统治,对全国的红军和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陆续提出了一些“围剿”的方针和作战原则,逐步形成其所谓的“剿匪”理论。纵观蒋介石在五次“围剿”红军…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未能粉碎蒋介石对1红军发动的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开始长征.     

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红军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在实践中认识到临时中央推行极“左”路线的错误，抵制了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与朱德等人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军队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重要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借道”揭密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近百万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进攻中央苏区,妄图消灭中央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被迫进行史称“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七——中央苏区的情报斗争

一、中央首脑机关大撤离 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其中博古在临时政治局中负总责.鉴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临时政治局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和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突围计划考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曾提出红军突围计划,即中央主力红军经南康、崇义一线,再跨过罗霄山脉进入湘南地区,利用湘南广阔的区域和良好的革命基础,用"打圈圈"的办法拖住敌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待粉碎敌之"围剿"后,再回师中央苏区。本文对这一突围计划及其思想源流和博古等人拒绝采纳的原因等问题进行考析。     

聂荣臻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向何处去？就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红军最终选择并落脚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落脚陕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有远见的正确选择。聂荣臻在实现这次伟大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维护毛泽…     

为了长征的胜利——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中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粉碎了几十万人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原因很多,而建立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技术侦察工作为粉碎敌“围剿”和保证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电台,从敌人手中“拿”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3次大规模“围剿”。随着中央苏区3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蒋介石不顾中共中央提出的共同对日作战的主张,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阴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在以往的作战中,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靠派侦察员     

龙冈大捷: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龙冈大捷,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没有罗坊会议“诱敌深入”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没有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罗坊会议前后曾争论迭起,毛泽东运筹帷幄、决策拍板,彭德怀鼎力支持、策应启动,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顺利合兵、东渡赣江,红军主力实施战略退却、小布集结,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军事史文摘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针对史学界关于中央苏区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先发制人还是诱敌深入之争,赵平撰文指出:中央苏区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进攻路线、先发制人虽一度占上风,但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于强攻南丰不克后,中央苏区和红军毅然采取退却步骤,从而变被动为主动。特别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阶段,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占据主导;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也在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因此,     

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谁是国民党军“堡垒政策”的始作俑者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接连经历四次“围剿”的惨痛失败后,此番卷土重来,国民党军采取了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封锁、蚕食苏区,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红军先是冒险出击,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消极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强敌拼消耗。结果浴血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试论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十九路军的关系

正当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近两个月的紧要时刻,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由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宣布同南京国民政府决裂,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