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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活跃在苏、浙、皖三省,一直是蒋介石的心病,惟恐抗战胜利后,华东重镇为共产党所掌握。1940年10月,蒋介石就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一面揭穿其限共反共的阴谋,一面又在军事上做出让步,至12月,江南新四军10万人马多已北移,惟有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仍孤悬皖南,毛泽东对此一直牵挂在心,对其所处的劣境,一再予以警告,一再催促其从速北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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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受蒋介石指派,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国共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就主要包括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内容。这种谈判后来又艰难地进行了多次。直至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总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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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布劳恩(1900-1974),一位德国职业革命家,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供职于苏军参谋部.1932年春,苏军参谋部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牛兰夫妇,派他携巨款秘密来到上海,以作为营救的费用.在上海期间,他常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相聚.他们在苏联就已经熟识.次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9月,他也来到瑞金,可问题是他的委派单位是苏军参谋部,而不是共产国际.他要求完成自己身份的转换,共产国际来电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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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一场内战便已迫在眉睫,面对血腥的挑战,毛泽东仍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民族大义,力求通过谈判和调解的方式,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蒋介石却视此忍让为软弱,步步紧逼,把战火烧遍整个解放区。毛泽东这才针锋相对,领导中共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围剿”、“清剿”,进而将之引进到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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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相继来到瑞金.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起第五次军事"围剿".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古、李德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翌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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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毛泽东、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的方针.张国焘甚至想以非常规的方式胁迫中央跟着他南下,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毛泽东毅然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带着红一方面军走出是非之地,踏上艰难而又光明的北上之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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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完成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书写长征的著作和文章,记载的多是高层的人和事,漫漫征程上普通战士跋涉、奋斗的事迹,多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可正是他们才真正体现出红军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正是他们创造了这部"人类伟大史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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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性,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这是因为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长征中最迫切的军事路线的问题,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危亡的历史关头,党和红军得以挽救,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一切的改变,早已酝酿在遵义会议前的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其间,党中央相继召开了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及时地转变了战略方向,稳妥地纠正了军事领导的错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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