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十次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十次重要会议刘国语中共中央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途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于统一党和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艰难险阻,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和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长征的...     

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

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进行的长征,堪称是一件震古烁今的世界性重大军事历史事件.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评价长征在世界军事史的定位时精辟指出:“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则指出:“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值得研究的是,在当年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既有身为红军指战员的外国革命志士;又有长征初期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掌握红军最高军事指挥大权的外国人;还有无意中被卷入长征队伍,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而在长征结束几十年后,为探寻红军何以能赢得长征胜利之谜,又有来自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国的外国人,或徒步重走长征路,或乘车重走长征路,长征路上不时显现出外国人的身影.     

军事纵横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2月25日至28日展开的遵义战役,是我军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役,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     

张国焘事件——一场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严重斗争

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张国焘事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场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严重斗争。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擅自率军南下,坚持退却逃跑;自恃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妄图用枪指挥党;以致另立中央搞分裂,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在党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重新回     

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的通信兵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谱写了一部英勇悲壮的革命史诗。在这场举世闻名的人类壮举中,红军通信战士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的通信保障任务主要由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承担。长征开始前夕,为确保长征途中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万无一失,联络局于1934     

论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作用及贡献

朱德于1934年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长征初期，朱德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减少红军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举动，朱德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其间，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张国焘右倾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说服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视角下看长征

为了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全面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弘扬红军在长征中所体现和形成的伟大精神,由姜廷玉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视角下的长征》一书,近日与读者见面。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的《多视角下的长征》,在众多纪念红军长征的历史图书中,体裁新颖,视角独到,它以独特的写法,从多个侧面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风貌。     

《红星》报在长征中的宣传教育作用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中央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惟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红星》报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及时传播革命战争胜利的喜讯,突出宣扬红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对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长征途中的“红色号角”。准确传播党的声音,统一全军思想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     

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

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彝区途中的“彝海结盟”,是红军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范例。３０年代的书刊记述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但限于当时外界对四川彝族奴隶社会知之不多,“彝海结盟”被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颇带传奇色彩;...     

血火湘江辉煌长征——湘江战役对长征的贡献及思考

红军突破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历史“印痕”,它因惨烈、悲壮和辉煌而格外令人刻骨铭心.血战湘江,和后来的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湘江战役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当时,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路西进.此时,蒋介石调动40万兵力,分五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企望在湘江东岸聚歼红军.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进退维谷中的红军,走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这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长征途中,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红军解除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统治,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行动方针,取得了长征的完全胜利。     

10万大洋——毛泽东一生面对赏金最高的通辑令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队凉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和人类生存极限，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人类战争史上的奇剧，同时也使他们的对手上演了多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其中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以10万元大洋巨额悬赏通缉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将领一事就鲜为人知，     

参加红军长征的五位外国人

在史无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有几位外国人参加?人们历来存有争议.李晓朴认为,"曾有两位外国人参加:一位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另一位是鲜为人知的法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长寿》1998年第6期).王树人认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人共有三位,除李德外,还有越南人武元博和英国人阿尔费雷德·博萨哈特"(《咬文嚼字》2003年第6期).还有人认为,"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一共有五位:除李德外,还有朝鲜人武亭和毕士悌、越南人洪水以及法国人勃沙特"(《新闻与写作》1996年第8期).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说法均存在错误.关于勃沙特(博萨哈特)(Alfred Bosshardt),他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1934年10月,他在贵州因被误认为是外国间谍而遭红军扣留,随行了560天,1936年4月12日,红军在云南境内释放了勃沙特,因此不能把勃沙特视为参加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只能说是随行长征的外国人.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目前能够确定的参加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共有五位,他们是德国人李德,越南人洪水(武元博)、李班,朝鲜人毕士悌(杨林)、武亭.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党的系列会议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深入挖掘长征史资源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长征史研究中的10个问题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而关于长征的宣传和研究,在长征胜利的前一年,即1935年10月,随着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的发表,已经开始了.随后,几乎与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同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长征的谈话和他亲自发起组织的长征征文活动,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旷世壮举,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成为全世界瞩目的英雄传奇.自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开展以来,学习运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和他关于长征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回顾长征,使我们对长征的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感悟.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总结,对于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推动当代人走好新的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架具有特殊意义的挂钟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展览的展厅里，有一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老式木壳挂钟，它永远定格在1935年1月15日晚上7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开幕的时刻，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一个伟大坐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连载之四) 人民军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

古田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人,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力挽狂澜,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途中贺龙智斗张国焘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一直坚持在南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双方争取的重要力量.     

王稼祥与长征

王稼祥是长征实现从失败退却向主动转移的关键人物。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长征。他积极提议召开会议,纠正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他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王稼祥积极宣传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使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担架上的“阳谋”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弹片全部…     

长征,历史给我们的财富

一日,我刚从基层连队采访回到办公室,一位同事急匆匆地冲进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著名记者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再版了!为了写这本书,作者罗开富自1984年10月10日开始,从江西瑞金以西的于都河畔出发,历经1年零3天,于次年到达陕北吴起镇,成为红军长征之后徒步原路走完长征全程的世界第一人。他在徒步走长征路的368天里,平均每天走75里路,并每天写一篇报道和一篇日记,及时捕捉长征路上的一草一木,一景一情、一人一事,把革命历史证明给当代人,把红军精神证明给当代人。在途中,他克服了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由于高山缺氧,他险些丧命;超负荷的体力支出,使他的胃病复发,一路走下来,他瘦了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