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历史回顾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胜拥有高度现代化优势装备的敌人,其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志愿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大发展,在我军政治工作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扼要梳理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对当前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同仇敌忾之四忻口战役

忻口位于山西忻县(今山西忻州市)北约25公里处,是雁北地区通往太原的咽喉要地.史载"汉高祖刘邦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故得名为忻口.1937年10月,当在华北地区"每战必克"的日军第五师团杀到忻口时,不仅长达23天没有任何进展,且遭遇了平津作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长沙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日本来说,攻陷长沙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前两次长沙会战,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可以视为中国的胜利;但从战术上看,中国军队损失更大,双方并未分出胜负。     

两次随枣会战

1938年10月,日军虽然夺取了武汉,战略上却陷入不利：一方面,日军希望通过夺取武汉,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投降的企图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经过一年半的全面战争,日军不仅伤亡惨重,大量部队被消耗,而且国家财政也陷入危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动像武汉会战那样持续数月、进击千里的大规模进攻,只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部分优势兵力,对一些重点地区进行扫荡式进攻。为巩固武汉外围、打击中国军民抵抗意志,1939年4月和1940年5月,日军先后对随县、枣阳和宜昌一带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荡式攻击,史称两次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亦称“枣宜会战”）。     

中央特科“红队”行动探析

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中央特科,担负着中国共产党情报、政治保卫和除奸的重任。其第3科"红队",主要以暴力手段惩恶除奸,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护革命利益的有力拳头。     

对“军委参”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解放战争后期文电署名"军委参"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军委参"的理解与标注,应视使用"军委参"成文的拟稿者、签批者的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认定为"作战部"。     

聚焦战斗力抓作风

人类战争史揭示着一条铁律：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军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习主席也反复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我理解,军队的样子,就是要能打仗、打胜仗,就是要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和作风。作风和战斗力紧密相连、如影随形,具有服务目标的统一性、生成机理的关联性、内在要求的一致性。以战斗力标准来衡量,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就是要破除四种不良作风。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孟良崮战役述略

孟良崮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上极富影响力的一场血战。这一战,从时间上说,发生于我军打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和展开局部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从形式上说,结合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与阵地战,华东野战军第一次从正面摆开阵势同强敌交锋;从效果来说,我军全歼号称国民党“御林军”、“模范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开创了在敌人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人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粉碎了敌人计划,扭转了华东战局,积极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发展历程。     

解放军制胜之道16 技术兵种,边打边建

正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边打边建"的方针,新中国的军队将战场作为演习场,以实战锻炼各技术兵种。通过这场战争,人民解放军的特种兵建设从很低的起点上起步,有了飞速发展,与当时世界先进军事科技水平的差距大为缩小。国内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入朝的志愿军,都以发展炮兵为重点。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以枪战为主过渡到以炮战为主,是军队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过渡。     

解放军制胜之道1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正"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雄壮的歌声与今天的人们虽已渐行渐远,但东邻半岛那片"三千里江山"以及长眠在那里的十几万志愿军烈士,却一直牵动着亿万国人的梦里情怀。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上曾庄严地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终于把这种"站起来"的口号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