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与“黎平转兵”再探讨

所谓“转兵”,是从战略层面而言的,指改变了之前的战略方向和计划,确定了新的战略方向和计划,而且部队根据新的战略方向和计划展开了行动。以此观之,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一直保持“西进”的进军状态,并在通道会议前已明确了“入黔”的进军路线。通道会议决定“继续西进”,并未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更没有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不宜称“通道转兵”。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仍是按照先西进然后北上会合红2、6军团来部署,于是林彪、聂荣臻于1934年12月16日提出了向贵州甚至川南进行大范围机动的“重新布置”建议。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综合分析李德、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等人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正式形成决议,所谓“转兵”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浅析商鞅变法中军事法治思想

秦自孝公始,以法治为主体、强力为根基、刑赏为手段、富强为宗旨,逐步推行公孙鞅的各项制度改革,富国强兵,长雄于诸侯,史称商鞅变法。本文以此为起点,对变法中体现的军事法治思想在缘法建军、壹刑治军、赏罚励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军的认识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建军的认识过程曲折复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共合作初期,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共中央致力于帮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没有准备建立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央开始认识到建立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紧迫性,但囿于革命斗争策略的限制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未能实现;大革命失败后,中央迅速转变斗争策略,决定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梳理这一过程,对认识中共早期的建军尝试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