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传统兵器——剑(上)

剑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传统兵器,如果从商代晚期最早出现的青铜短剑算起,大概有三千多年了.在历史上,古人对剑情有独钟,称之为宝剑,还赋予它灵性,可以感应天地,扬善惩恶.古代典籍、诗词歌赋常以宝剑目之.正如曹魏时文帝曹丕诗中所云:“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凶致福祥.”历史上各代多有宝剑,“倚天”只是其一.以东周为例,“楚有龙渊,秦有太阿、工市,吴有干将、鏌邪、属镂,越有纯鉤、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诸剑.”     

诗人爱剑

我国人民自古尚武,不少人喜爱舞剑,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诗人爱剑,其中还留下了许多剑技出众、爱剑如癖的故事传说。大诗人屈原在《涉江》诗中道出了他爱剑的情形:“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长剑)之陆离古代战役中曾出现过“八卦阵”、“迷魂阵”等阵法,而“暗鼎阵”却鲜为人知。据史载,这一阵法是福建东山岛军民抗击荷夷、倭寇的产物。     

兵法奇正论证

奇正是一个兵法概念。古代兵家十分重视奇正在用兵作战中所起的指导作用,认为它是作战取胜的必要保证。《孙子·势篇》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尉缭子·武议》亦曰:“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奇正原理为历史上多次大小战争所证实,历史上名将用兵每每以出奇制胜,奇正的兵法功效是十分重大的。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是世界上最早接受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影响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3世纪,就有记载包括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的文献。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古事记》(公元712年编成)和《日本书纪》(720年编成)载,285年,百济学者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应神天皇令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王仁为师.学习中国的儒家典籍。《论语》不仅记载有中国大思想家孔子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言论:也记载有孔子论兵的内容,如关于“王道”政治、“安内攘外”、重视武备、慎兵事,以及关于军事训练的论述等。王仁既然     

寓兵于乐舞之间

剑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对剑术活动的记载。《孔子·家语》载说:“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这是剑术的一种“舞练”形式。手执干、戈、戚等武器进行“舞练”,那个时候叫“舞象”。《礼记·内则》说:“成童舞象,学射、御。”可见当时就已经把剑术等军事训练项目作为少年教育的内容。在民间提倡剑术活动的目的,就是“寓兵于乐舞之间”,提高武艺,强壮身体,培养军事人才,“习戒备之”。这时剑术的另一种“相击”格斗的形式也已出现。《庄子·说剑》载:“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     

第二届大学生国防科技知识竞赛暨“铸剑杯”纪念人民军工创建90周年文化创意大赛活动圆满结束

2021年12月30日,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新闻中心、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指导,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主办,《国防科技工业》杂志、《中国军转民》杂志承办的第二届大学生国防科技知识竞赛暨“铸剑杯”纪念人民军工创建90周年文化创意大赛活动圆满结束。     

政事之纪——《尚书》导读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也是古代“六经”之一。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曾提到,“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无韵的称《书》”。古人有“书以道事”之说,《荀子·劝学篇》称之为“政事之纪”。司马迁也认为,《尚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太史公自序》)。书中保留了先秦时期     

湛庐宝剑

我国古代五大宝剑(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之首的湛庐宝剑,如今已在闽北的松溪县仿制成功。相传,松溪县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名的“宝剑之乡”,名匠欧冶子在该县南面湛庐山铸成的湛庐剑闻名天下。湛庐山至今还可见到欧冶子铸剑的遗址和古迹,如欧冶洞、欧冶祠、炉坪、冶炉、炭烬、剑池。剑峰山下的摩崖石刻,有“欧冶子铸剑有名(湛庐)者,     

漫谈中国古代攻城

在中国古代,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财富的聚集之处,所以成为争夺的重要目标.城的入口是城门.门一般为木制,闭门后用大木材将门闩住.竖着闩门的叫“植”,横的叫“关”.它们不仅粗硕,还用铁环加固.即《墨子·备城门》所说:“门植关必环锢,以锢金若铁楪之.”如果城门被攻破,则此城势将沦人敌手.因此城门成为敌方攻击的首选,即所谓“犯门斩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攻打城门也可以简称为“门”,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晋侯围曹,门焉,多死.”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简述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简述于保中,胡吉勇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古代,“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冶炼锻造刀、枪、剑,进入冷兵器时代。唐代发明了火药,宋代应用于战争,进入火器时代。火器的使用使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消耗俱增。西方伴随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适应国...     

中国古代“统体”思维及其在古典战略研究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有“一体”、“合体”、“统体”等概念,其含义与近代出现的“整体”一词相近,但它们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一体”强调的是矛盾诸方面的一致性,淡化其对立性。惠施所谓“天地一体也”①,《庄子》所谓“生死存亡之为一体”,《仪礼》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丧服》）,《白虎通》所谓“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等,都是强调矛盾各方的一致性。“合体”则侧重于讲矛盾双方的结合、交合、调合、融合之意。《庄子·达生》所说“无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而成始”,《春秋繁露·基义》所谓“物…     

天文动手做/中国古天文系列 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识（2）

<正>三、浑天说浑天说,也经过了古代很多人的探索与传承。到春秋战国时期,屈原的《天问》曾提及：“圜则九重,孰营度之？”这里的“圜”（环,即圆）有天球的意思。西汉末年的天文学家杨雄,在解说《天问》时,提到了“浑天”这个词,这是现今所知的最早记载。他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此处涉及三个人：落下闳（汉武帝时期天文学家）构建了“浑天说”,     

解读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

和、和谐思想,在中国古代颇多论述。《说文解字》:“和,相应也。”意为声音相应和谐。音乐只有大小乐器发出的声音达到和谐,才能使人愉悦。所谓“故和声入于耳藏于心,心亿则乐”。和谐才能成为美好的音乐,和声使人心安快乐,噪音使人难忍、生病。美食也是如此。《左传》记载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婴进一步指出,和与同是对立的概念,和是各种不同要素,经过人的加工而成的,而不是相同…     

鸡与战争

中国人民对鸡的喜爱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了。我们且不去说养鸡时间之久,也不用去统计喂鸡数量之多,不去论饲鸡方法之妙,还不谈赏鸡方式之奇。只说说古人的“鸡有五德”之颂,就是令世人叹服的了。据《韩诗外传》记载,早在春秋时代,鲁国有位名叫田饶的大夫就曾经在朝上,当众对鲁哀公作鸡颂道:“带冠为文,足搏距为武,敌在前敢斗为勇,见食相呼为仁,守夜不失为信。”此“文、武、勇、仁、信,乃至五德也。”笔者以为,鸡的守信不失是最可颂的。《诗经·郑风》里有     

中国古代用间思想发展述论

“间谍”一词,渊源于“谍”——这是中国古代对侦探人员的通称。《说文解字》载:“谍,军中反间也”。“间”字最初指敌人的弱点、罅隙。“谋知敌情,而乘间隙入之也”,正是谍的目的。①后来“间”和“谍”复合成一个词,古人则把使用间谍的行为简称为“用间”。     

《司马法》综论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司马迁赞誉它是:“宏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尽其义,如其文也。”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代官方对其也是优渥有加,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申鉴·时事篇》)。东汉以来,曹操、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经学家、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都曾以《司马法》为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打通性教学”

古典诗歌无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抑或是《大学语文》的教学中都存在着一个“隔”字,因此打通古今之“隔”,提起学生的兴趣,进而借此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则势在必行.而打通之手段应抓住雅俗意趣、文体特色、艺术借鉴、时代特征以及读写互动等几个方面,既有别于纯学术的阐释活动,又有别于纯鉴赏的审美活动,更有别于纯创作的艺术活动,而是三位一体的人文情怀教育活动.     

论《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

古代军事谋略学是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形成时间之早,成熟程度之高,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其标志,便是二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亦称《孙子》）的作成和出现。《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贡献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而其对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孙子兵法》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使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大致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不仅是《孙子兵法》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也是其所以能…     

兄弟报刊撷英

何谓“民兵”?《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a.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也指其成员。b.古时称列入兵籍,平日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应召入伍的农民。” 可见,我国早在古代就有民乓了,并且只限于农民。还具有军籍。关于“民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朝。当时的《王海.民制》载曰:“庆历五年,     

《金史》所见“武卫军”考辩三则

<正>武卫军是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创立的京师戍卫军,在金朝中后期政治、军事局势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以来,因《金史》中对武卫军的记载模糊,因而其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1],且在仅有的相关探讨中,对其性质、职官等方面研究亦存在争议。而《金史》中对武卫军人数的记载亦有讹误之处,使对金代武卫军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含糊不清之相。根据对相关文献记载的梳理,可知武卫军并非金朝禁军,也不是中都治安巡警部队,而是都城卫戍部队,本质上是防城军。其职官中亦没有“都总管”“都统”两职,至于其在中都保卫战中《金史》所载人数,当以五千为是,而非三千。之所以有这一系列误解,应系史官笔录时的记载之误。而金、宋文献中对于武卫军记载的雷同现象,也可为学界提出的《大金国志》杂抄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观点增加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