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舞关系产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正>中国上古诗歌、音乐、舞蹈就三者的关系产生发展来看.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乐、舞为主歌词(诗)辅之时期;诗、乐、舞并重时期;诗、乐、舞分化时期.乐、舞为主歌词(诗)辅之时期.这是艺术的始初阶段.这个时期的所谓“乐”,是在劳动功利、劳动形式约束下的反复咏唱表现出来的朴素而粗糙的旋律.舞则纯粹是某种生活动作的功利性实施.尚未转变为艺术表现     

熟参·妙悟·兴趣——《沧浪诗话》对诗歌美学的独特贡献

<正>“熟参”、“妙悟”、“兴趣”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有关诗学理论的著名论说.“熟参”汉唐以来名篇,经“妙悟”而达于“兴趣”,正反映了诗人学诗与品诗、作诗、诗而入神的三种审美境界.严羽以禅喻诗,深得禅理与诗理融会贯通之奥妙.以禅入诗、由诗意求禅意,以禅理喻诗理,使诗歌理论得到突破性发展.正如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所云:“仆     

食指:灵魂翔舞朝向高贵的歌者

食指[1]诗歌的主题是苦难和宿命,其中最动人的部分是纯朴而高贵的诗质,他忠实于内心的呼唤,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和对未来的坚定信仰;对苦难和宿命的抗争,建立在美好天性和本质向善的道德信仰之上,诗成为生命的内在抒发。与之相适应,是他的诗歌传统形式美的内核,以节制和内敛的美学追求,更新了一个时代的情感表达方式。     

就《诗》论诗乐的相依关系

<正>《诗经》诸诗是配乐的歌词,也就是说《诗经》最初是有曲谱的,可惜后来亡佚了,所以,我们今天对《诗》乐的研究只能依靠诗歌本身的音律了.一般说来,披乐入诗,以声传情,诗的音     

歌者的心灵——《诗经》导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来只称《诗》。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诗》是最早列为"五经"的经典之一,始称《诗经》。《诗经》这部典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六部经典("六艺")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突出位置。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而且被誉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堪称中国自古以来"开宗的第一声歌"(闻一多先生语)。一、《诗经》概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今天我们所见到     

“宇宙间第一等好诗”

<正>清明祭扫,最值得去的地方是革命烈士的陵园;把卷吟诵,最值得读的作品是革命烈士的诗篇。继承传统文化与学习革命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作为中华儿女,李白要读,秋白也要读;杜甫要读,殷夫也要读。明代唐顺之这样评价陶渊明：“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我们的革命烈士用行动坚持初心,用生命诠释信仰,其“本色”何其高也！所以他们信手写出的,自然也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     

意匠如神变化生 笔端有力任纵横——谈宗璞《西湖漫笔》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倘若心境欠佳,审美情感受到压抑,纵然身临潇湘,也难领略其美,更甭说挥毫作诗了。因为景只是诗之媒,情才是诗之胚。宗璞九年间三访西湖而不愿为她“说一句好话”,唯这一次却获得了“迥乎不同的印象”,情不自禁地要给她唱起颂歌来,那原因恐即在前后心境有异吧。 艺术是情感的,创作无非是以己之情去扣动他人的心弦,求得友声,而这必须通过生动传神的形象和鲜明而又含蓄的意境。宗璞说她的创造追求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其实自然景物本无灵性,无所谓“神”;“神”乃是     

西部文学创作与“写忧而造艺”

<正>“写忧而造艺”,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提出来的一种富有普遍规律性的艺术创造观点。在那篇很著名的《诗可以怨》的论文中,钱先生说: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试论“比”、“兴”在《诗经》音律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诗经》以“比”、“兴”入诗,使诗歌组成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情景相生、物我浑然、思与境谐而促成了诗歌章句的新的建构。《诗经》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音律格局,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模准。     

文章嘉树 盛世和声——《兵团赋》赏析

《兵团建设》2007年第十期刊载万卫平之《兵团赋》,文辞华丽而凝练,气韵跌宕而飞扬,体物生动而细腻,实开兵团赋作之先河,读后深有所感。赋者"受命于诗、拓宇于辞",更兼纵横家之雄辩滔滔。凡情、景、物、事、理皆可入赋,要在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亦有重藻饰、骈偶、声律、用典者。如果称诗为"精巧玲珑"、"幽兰芳草",则赋可谓"宝马雕车"、"参天玉树"。如果称散文"珠玉散落"、"自然天戍",     

儒家诗教教典新论

<正>儒家诗教的教典就是《诗经》.孔子作为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始祖,非常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亲自主持修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并以之教授弟子,从此,《诗经》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被奉为儒家学派的诗教经典,是寒门学子修身立礼的     

论诗歌的意境

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是一类欣赏性、可诵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因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多采用诵读评议的方法.这种方法便于学生通过对字词句的理解,了解诗词的含义,但对诗词是如何借助画面来表情达意的,却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分"境"析"意"法,引导学生由"读"诗而"赏"诗.     

台湾女诗人研究述评

<正>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经历了前段(五十到六十年代)极力反传统、极力西化之后,从七十年代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努力回归传统,认同社会,诗歌意象单纯而明确,语言朴实而清新.诗意也趋向明朗.     

摄人魂魄的“音乐武器”

音乐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可以影响人们的身心。《礼记》中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在古埃及,也有“音乐为人类灵魂妙药”的说法。优美动听的音乐可以调节人的植物神经,使大脑得到休息,既可以解除疾病,又可以保养心性,正如大诗人白居易在《好听琴》一诗中所写:“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     

曹操《短歌行》艺术新探

“诗无达诂”,优秀诗歌的艺术魁力总是历久弥新的.今天再次阅读曹操的《短歌行》(第一首)时,我们依然会为他“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文采而倾倒.大凡好的诗作,莫不从情、志、理、趣诸方面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索.《短歌行》正是充分发挥了汉乐府诗“歌以咏志”的特色,以廓大的气魄,沉雄的韵味,富有哲理性地体现了诗人对宇宙人生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探求,包涵了丰富的社会信息.     

“兴”语的产生对《诗》律生成的影响

<正>兴,本来很简单,研究的人多了,就变得复杂起来,朱自清先生叹之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有的学者以“比”而别“兴”,认为兴的实质是比,其区别在于兴多在诗的开头,重在取义,而比多在诗中,重在取类.郑玄《周礼·太师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     

论近古中国思想史上的新儒学

<正> 甲申(一六四四年)明亡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已面临山穷水尽之境,社会政治秩序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民族浩劫与历史大难倏然并临。当此“天崩地解”(黄梨洲语)、“鱼烂河决”(李恕谷语)我们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儒家文化思想传统激发一代历史新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大声疾呼,泛起了新时代之潮音: 奈此国命何, 大势常与俱。 天意未可测, 或为真人驱。 顾亭林这首诗里所谓“真人”并不是道家思想范畴的“真人”,而乃是儒家思想意义     

论“乌台诗案”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它不仅让作者对于社会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继而影响到作者的创作。以往对“乌台诗案”影响苏轼创作的研究,过多集中于诗歌,而对于词创作的影响关注不够,或者略有提及。以“乌台诗案”为线索,可知苏轼的创作心理、创作内容、创作风格等三方面的变化,了解这件事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浅析王维诗歌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的杰出诗人 ,以写山水田园诗最为著名。王维诗在艺术上的造诣是诗情画意和音乐旋律的结合。同时 ,禅学对其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也不容忽视。王维诗作的“澄澈精致”、“浑厚闲雅”的艺术特色正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 ,使王维诗将意境统一于禅境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改革和加强后勤管理(续)

(三)适应军队工作的特性,建立和完善后勤行政管理机制后勤管理是军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遵循经济活动的共同规律,又要遵循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这就决定了后勤管理既要运用经济手段,又要运用行政手段,并且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后勤工作高效运转。我军后勤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制,今后仍然是后勤管理的基本方式。当前,一方面要坚持战斗力标准,防止和克服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后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改革和完善后勤行政管理机制。为此,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