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增长机制论

目前,我国军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有人提出军费规模应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这种观点不应成为恒定的规律,军费增长应该显示一定的弹性,从而与我国防务压力相适应。冷战结束后,防务压力的下降成为我国军费负增长的直接原因,然而经过若干年的军费压缩,形成了军费增长不足以完成防务任务的现实,构成了实在的军费增长机制。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必要又可行的对策,建立与完善我国军费适度增长机制。     

论军费与经济适度同步增长的长期趋势

过高的军费增长会拖累经济增长，过低的军费增长会损害国防建设，从长期看，军费与经济同步增长应该是谨慎适度的军费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应以军费适度增长实现适度军费规模、实现与财政政策目标相协调，并在军费适度增长中实现军费增长结构的优化。通过军费适度增长，促进人才高级化、技术自主化和建立并完善国防科技的激励政策与机制。     

军费运行机理的转换与军队财务改革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军费运行机理从钱随物走转换为钱引导物,这一转变对军队理财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深化军队财务改革,将军队理财的基础从计划转换到市场上来,通过制度更新,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需要相适应的军费增长机制,形成依法理财、科学管理的新体制,是实现保障有力的必由之路。     

国防费规模比较研究

与美、俄、日、印等国相比,我国国防费规模总体水平较低。据此,应按照国防费的增长与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参照世界各国国防费水平,逐步建立国防费良性动态增长机制,包括与国防建设发展相适应的协调机制、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互动机制。     

军费政策确定的理论模型及我国军费政策选择

文章构建了军费政策确定的理论模型,结合当前我军以及世界军事强国的现实情况,初步研究了军费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与调整途径,并提出在选择我国军费政策时,应以军队发展的“内生增长”为目标,以军队建设的“动态需求”为依据,以军队跨越的“前瞻思维”为牵引,科学把握军费政策的阶段规划特征,选择最优的调整规划途径。     

新时期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军费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础,军费支出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文章从军费支出管理体制与机制、军费支出需求内外环境与军事战略因素、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军费支出潜在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军费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提高新时期军队财务宏观调控能力探析

提高军队财务宏观调控能力,是适应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战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客观要求。其主要途径是:建立正常的军费增长机制,保持实际军费的适度增长;确保军费的总体分配与国防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相一致;改革军队财务管理体制,实现财务管理一元化;建立高效运行的军队财务宏观调控机制,实现财务管理效益最大化。     

我国军费运行的非均衡及均衡的实现

军费是遵循“均衡→非均衡→均衡”轨迹运行的,而均衡态与非均衡态二者是有区别的。在军费运行过程中,均衡态是相对和短期存在的,非均衡态则是绝对和长期存在的,因而现实中出现的军费缺口是客观现象。要实现军费均衡运行,尽可能缩小缺口,必须在明确“级次式”军费保障目标基础上,尽快建立高效的信息传导系统和合理的军费增长机制。     

经济体制转换中军费供需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不能改变政府配置资源提供国家安全安定产品的职能,但在协调军费供需关系时不能不考虑市场的因素;同时,新的体制因素引起了军费需要量的增加,而旧的体制因素造成财政困难制约了军费供给量的相应增加,必然带来军费供需总量关系的失衡,进而引发军费分配的结构失衡;再者,因没有能建立与经济体制转换相适应的军费调控机制,使有限军费的分配与使用失控。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素,使军费供需关系不断恶化。     

我国军费增长方式非对称性及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军费增长方式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点,即军费增长中总量和结构的非对称性以及决定军费增长方式策略的非对称性。面对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形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军费增长方式的非对称性,建立合理稳定的军费增长机制,改善信息中的非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以减少军费增长中总量和结构的非对称性,确保军费增长方式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同时注重军费增长方式策略的非对称性,并正确定位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非对称作战样式。     

以邓小平国防经济理论为指导优化军费资源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费管理改革回顾与展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费管理改革在邓小平国防经济理论指引下,紧紧围绕适应市场和战场,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增强凝聚力,实现保障有力为目标,以改革军费管理体制,提高军费整体效益为重点,以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作保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形势下,军费管理改革要立足“皇粮”,建立正常的军费增长机制,突出保障重点,优化军费资源配置,建立费用、资金、资产“三位一体”的军费管理模式,严格履行分配、供应、调控、监督职能,推行科学理财方法,全面提高军费资源的配置效率。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军费宏观影响因素探讨

运用军费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影响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宏观因素发现：决定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的研究发展创新性支出和美国的国防开支;军费增长与宏观经济变量及外国军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路径,并呈现出规律性;我国军费增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作用,促进了GDP的增长和工业生产。     

军费增长的经济效应

军费增长具有乘数效应,有利于改变国家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的现状;军费增长具有财富效应,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军费增长具有微弱的“挤出效应”;军费增长具有技术带动效应;军费增长还具有增长综合国力的效应。     

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军费预算增长

军费预算与通货膨胀存在着相互影响。通过对建国五十多年来物价波动与军费增长的计量分析发现，受物价影响，我国的军费开支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为保证和促进军队建设发展，我国的军费预算必须适时考虑物价上涨因素而不断调整。     

地缘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军费增长

地缘安全与军费支出存在战略互动关系。只有实现军费的和谐增长，才能对中国地缘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军费增长的路径是和谐增长。实现和谐增长的基础是规模均衡，其关键是要实现结构均衡，制度创新是其保证。     

我国今后几年的军费规模

一、我国军费的现状军费规模是军费量的规定性的外在表现,它因相关因素的变化而增大或缩小。军费变化的起点,是现时的实际军费开支。因而,欲探讨今后军费规模的变化,必先了解军费的现时状况。 1991年,我国的国防费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2％;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8.7％,比上年增长了13.7％。孤立地就上述军费数字看,不可能全面了解我国军费的现状。因     

论中国军费的补偿性增长

军费的补偿性增长是国防白皮书的解释。它是说明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军费缺口,军费保障存在欠账。根据我军近些年来军费投入情况和发展需要,我国军费适度增长面临的方式选择应该是补偿性增长。文章通过建立补偿性增长模型,预测了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军费增长轨迹。     

扩大规模科学配置提高军费整体效益

一、影响军费效益的主要因素 1.军费规模不够理想,军费规模效益偏低。军费规模对优化军费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只有军费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才可能取得较高的效益。我国长期以来军费总体水平相对下降。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1990年为1．57％,1995 年下降到1．09%。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军费有所增加,1999年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1％,2001年上升到1．50％,     

中国国防费图解

3月5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公布新年度财政预算时宣布：2001年的国防开支为141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7．7％。3月6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尽管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增长较大,但在世界大国中是最低的。美国今年增加军费140亿美元,接近了中国今年军事预算总额的170亿美元。中国军费仅相当于美国军费总额(3054亿美元)的5％、日本军费的30％。中国增加军费,主要是适当提高军队待遇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     

军费经济效应的价值判断

军费的适度规模究竟如何确定,这不单是一个经济技术确定过程,还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这种价值判断实质上就是对军费规模进行评价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机会成本最小原则,依据这一原则确定合理的军费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军费增长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也具备了军费增长的可能性。而关键就在于要有可靠的法律手段来保证政府对军费规模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并依靠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职能的转变,不断提高国家对军费增长的财力支撑,适时、适度地增长军费,以满足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