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国防费比较及变动趋势

文章通过统计1950年后中国、美国、日本年度国防费绝对量,使用汇率换算法,将中美、中日之闻名义国防费作了对比分析。结合国防需求与经济增长探讨了三个国家国防费可能的变动趋势：根据美国近两年来国防预算削减幅度和美官方削减军费的计划推断,未来10年美国实际国防预算可能会削减1／4以上。中国若能充分把握战略机遇期,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维持国防费逐年适度提升,10年内可能保持或超过美国国防费规模的2／5。日本国防费在未来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又有大幅增加的能力。一旦日本修宪提案通过,其国防开支必然大幅增加,中日国防费比值曲线可能在短时期内递减至1以内。     

国防费、军费和武警经费辨析

国防费和军费是国防经济学科的基本概念。但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非常混乱。另外作为我国重要武装力量的武警部队的经费开支,武警经费到底应该归属国防费还是军费,也没有定论。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增殖型国防论失误剖析

“增殖型国防”是针对过去认为国防费开支是一种纯粹消耗的观点所提出的新见解,其基本内容是,将国防费大体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国家安全基金,不要求直接增殖,另一部分是可能产生增殖的费用,如国防科研费和基本建设费,这部分投入得到的产出可以大于投入本身,起到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双重作用。建立“增殖型国防”的物质基础是国防     

“一军两制”观的迷径——与陈方同志商榷

200亿人民币,无论怎祥精打细算也算不出一个现代化国防来,这是事实,但并不是就不要精打细算了。我们认为,国防费并不是不能再增加了,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国防费还应有所增加。国防费的来源是否可以作一些变更,除财政拨款外,可否征收部分国防税,以弥补国防费的不足。国防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受益,社会各经济部门交纳部分国防税是说得通的,当然税收的确定要公平合理,要进行系统论证。     

“增殖型”国防论是可行的

在一个既定的国民经济总量中,既要保证庞大的国防开支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又要尽可能压缩国防费以利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思想观念的解放,理论界相当活跃,这就产生了一个解决上述矛盾的新的理论观点,即“增殖型国防”的     

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理论分析

文章运用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视军队为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厂商”,通过数理方法论证了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一般原则,即最优的国防费配置状态应该满足国防费各子系统的边际国防产出相等的条件。在此状态下,一定总量的国防费所产出的国防安全产出最大,从而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向。由于现实中的国防费各子系统边际国防产出并非一致,客观要求对边际产出较高的子系统进行较多投入,所以效率导向的国防费配置在目前阶段又外在地表现为非均衡配置。     

日本宣布今年国防预算增加5.2％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回到1％以下

1989年,日本的国防费将增加5.2％,达到3.89兆日元(302.8亿美元)。大藏省建议在89财年财政预算中增加的国防费,低于防卫厅要求的增加6.1％,即3.92兆日元(306.3亿美元)的数字。日本88财年的国防开支总额为3.7兆日元(287.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13％,从而结束了执行11个年头的     

构建PPBES预算制度提高国防费效益

国防费投入及结构是国防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的前提,但是我国国防费增长的剧烈波动直接影响国防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科学配套的PPBES国防预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决策、监控、激励约束、国防费标准体系和支付增长机制,并完善国防预算法律法规体系,有利于促进国防投入配置的有效性、透明性和国防经济运行的健康发展。     

我国国防费结构优化的现状判断及实证分析

国防费结构反映了国防资源的布局与状态,体现了国防投入的重点与方向。对国防费结构进行优化就是调整组合现有国防资源以产出最大化战斗力。从对1994年～2003年国防费结构分析看,我国国防费结构优化的趋势是良好的,但仍与世界军事发展的要求有相当差距,军队建设发展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阻碍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国防费的一个多变量预测模型

如何确定合理的国防费数量?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世界各国的宏观决策。不少学者以单个因素,如利用国民收入、财政支出等数据,作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或国防费的自回归模型,对国防费进行预测,为各国宏观决测提供依据。但笔者认为,由于影响国防费开支的因素众多,建立单变量的预测模型必然误差很大,不能很好地使决策者信服,因而使得该模型在决策中的运用受到局限。本文首先在考虑国防费(X_1)、国民收入(X_2)、国家财政支出(X_3)、国际形势(X_4)、世界格局(X_5)、周边环境及国防建设的任务(X_6)、军事发展战略方针(X_7)等七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对经济因素以外的政治因素给予赋值,并     

调整国防费用 增强国防实力

今后的十年,是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关键十年。为了达到既定的发展目标,必须调整国防费用, 增强国防实力。调整国防费用,包括适当提高国防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实际国防费绝对额,并适当调整国防费的内部结构。一、调整国防费用、增强国防实力——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当前,国际局势“缓和”的呼声,一声紧似一声;国内经济建设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为什么还必须调整国防费用,增强国际实力? 1.裁减军备与军备竞赛。当前,世界上裁减军备的谈判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裁军谈判,一轮接着一轮。的确,苏、     

论国防费结构优化动因

国防费结构优化动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国际分工与军事革命同步,改变国家利益需要,构成战斗力生成与增长的条件约束,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约束性动因;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动力的国内分工,对国防费政策发挥影响,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基础性动因;国防分工改变着国防费的构成,为战斗力生成与增长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直接性动因;国际分工、国内分工与国防分工的交互作用是国防费结构优化本质动因。     

国防费宏观调控刍论

目前,我国国防费管理过程中存在国防费绝对规模上升,相对规模下降,总量的确定和分配缺乏科学性,使用过程中存在损失浪费现象,管理体制多元,财权财力分散等困难和问题。为此,要提高有限国防费的使用效益,必须切实加强国防费的宏观调控,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国防费的适度增长,确保国防费的总体分配与国防发展战略规划的总体设计相一致,优化分配结构,科学确定国防费的投向投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军费使用管理。     

世界典型国家（地区）国防费规模研究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防费的不同增长模式和世界典型国家的国防费变化趋势表明,国防的强大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防费必须与生产力的保卫需求相适应,国防费的拨款增长与管理效益水平提高必须兼顾。在实施我国国防费发展战略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国防强大的关系,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灵活的、低成本的、可持续增长的国防费政策;国防费的适度增长应满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后生产力保卫的新的需求。同时,应借助于预算管理的革命提高其管理效益水平。     

论国防费规模与军事实力的关系

国防费作为军事财力主体,表现了军事经济实力大小,是军事实力形成的基础;而军事实力又要求一定的国防费规模与之相适应。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方法,研究国防费概念数量规模增量与军事实力存量增量的关系,从国防需求角度确定了国防费规模与国防费适度增长区间。     

国防资源配置体制的转轨:中国国防费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

文章以国防资源配置体制的成本约束功能为框架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防资源配置体制制度变迁与国防费规模的关系,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体制转轨将成为国防费增长的制度因素。     

中国军费开支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2002年度的国防支出将新增252亿元,总额约为1662亿元,占本年度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0％,占GDP的比例不到12％。单从今年与去年的数字比较看,国防费的增幅虽不小(约为17％),但若从国际比较、人均数额、历史欠账等各方面看,我国的国防费仍处于低水平的开支和补偿性的增长中。它决不能成为西方反华势力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向台湾扩大军售的借口。 首先,从国防费占GDP的水平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历年的国防费占当年GDP的平均水平约为1.4％。自1986年的第7个五     

国防费支出的量与质

国防费是国防建设的经济支柱,它的数量的多少,支出质量的高低,对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关系正确处理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关系,是做好军队财务工作应首先明确的根本问题.国防费用的数量是随着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任务的变化而变动的,因此说国防费用数量的增     

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探析

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应以国防费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作为前提基础,把军队国防资产效用最大化作为根本保障,以国防科技投资引导国防费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把国防费管理创新作为发展动力。     

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分析

当前,国防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有更多的国防费投入。提高国防费支出质量则是解决经费供求失衡的一条有效途径。国防费支出质量既包括对国防费的精打细算,统筹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的军事经济效益,又包括确保军费拨款真正用于国防事业的建设上,防止和杜绝非国防事业支出。文章列举了当前军队社会负担较重等影响军费支出质量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国防费用一体化、建立健全有关法规、造就高层次军事经济管理人才等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