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费与经济增长的几个问题

决定国防费多少的因素很多,如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对威胁大小的估计、商品价格、人口规模和国防科技水平等。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国防费和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国防费和经济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大炮与黄油”关系。任何企图减少国防费、降低国防费增长率的思想都是有害的。     

国防费增长机制论

国防费是军队建设的物质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防费增长机制,就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费拨款规模、方法和程序。这对于我国“四化”建设整体目标的需要,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稳定的要求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感。应在确定了国防费规模后,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纳入法制轨道。     

论国防费规模与军事实力的关系

国防费作为军事财力主体,表现了军事经济实力大小,是军事实力形成的基础;而军事实力又要求一定的国防费规模与之相适应。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方法,研究国防费概念数量规模增量与军事实力存量增量的关系,从国防需求角度确定了国防费规模与国防费适度增长区间。     

国防费适度增长“区间”论

国防费适度增长问题的讨论,始于80年代末,至今已有10年。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总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其现实操作意义有限。本文期望有所突破,从“准”定量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国防费适度增长是一个“区间”概念,呈现出一个“带状通道”,这一“带状通道”的两边形成了国防费适度增长的上限和下限。在对此进行了“量”的考察的基础上,给出了几种不同情况下的计算公式;并分析认为,这种国防费适度增长总是呈现出“波动”状态,这种波动发展是国防费常规运动的表现,也是我国国防费适度增长的一种实现形式。因此,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国防费适度增长过程中实现波动发展能量的积累过程,这个积累过程正是形成国防费波动发展的必要准备。     

论中国国防费增长的环境

国防费的增长由其环境决定。它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军事发展战略的调整、军事发展的高技术含量、军事财力投入的累积效应、国家安全形势的突变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等六大因素对国防费增长的影响关系。对此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上,六大因素都与国防费的增长成正向关系。中国国防费的增长已经到了非增不可的时候了。必须抓住时机形成进入21世纪国防费增长10年左右的新时期。     

论国防费结构优化动因

国防费结构优化动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国际分工与军事革命同步,改变国家利益需要,构成战斗力生成与增长的条件约束,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约束性动因;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动力的国内分工,对国防费政策发挥影响,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基础性动因;国防分工改变着国防费的构成,为战斗力生成与增长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是国防费结构优化的直接性动因;国际分工、国内分工与国防分工的交互作用是国防费结构优化本质动因。     

国防费相关概念及研究启示

国防费、国防费结构和国防费结构优化是国防经济和军事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阐述了深化国防费及其结构优化研究的启示:促进理论创新需要发展分析方法;推进军事变革需要把握长期趋势;统筹富国强军需要拓展研究视角。     

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探析

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应以国防费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作为前提基础,把军队国防资产效用最大化作为根本保障,以国防科技投资引导国防费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把国防费管理创新作为发展动力。     

世界典型国家（地区）国防费规模研究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防费的不同增长模式和世界典型国家的国防费变化趋势表明,国防的强大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防费必须与生产力的保卫需求相适应,国防费的拨款增长与管理效益水平提高必须兼顾。在实施我国国防费发展战略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国防强大的关系,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灵活的、低成本的、可持续增长的国防费政策;国防费的适度增长应满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后生产力保卫的新的需求。同时,应借助于预算管理的革命提高其管理效益水平。     

国防费缺口归因论

国防费的客观需求大于国防费的实际供给,使得国防费短缺处于一种常态运行之中,这种常态短缺往往是由于国民收入既定总量限制造成的,可称为“总量缺口”;由于国防费内部开支的结构比例调整或改变而造成的国防费缺口称之为“结构缺口”;国防费的总需求与国防费的潜在总供给的差额可称之为“真实缺口”;国防费的总需求与国防费的实际总供给的差额可称之为“可视缺口”。作者用理论逻辑推理和经济模型证明的分析方法,对现阶段军事经济运行系统中的供求缺口的形成机理、内在成因及政策弥合过程作了实证性分析,揭示和说明了造成国防费短缺的供给无力和需求膨胀的一般规律,探寻了弥合缺口的有效对策。     

澳大利亚国防费计划增长5.5％

据提请堪培拉联邦议会批准的预算,澳大利亚下一财政年度的国防费为89.7亿澳元(72亿美元)。这意味着比上一年实际支出的84亿澳元增长了5.5％。去年国防费的实际支出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个延续到1991年6月30日的新预算,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实际上重新回到财政部所谓“真正的零增长”状态。以后三年的国防预算分别为:1991—92财年97.2亿澳元;1992—93财年103.4亿澳元;     

国防费规模和结构确定的理论分析

国防费规模和结构的确定是国防费配置的两大难题。文章认为,国防费的规模不是一个点解,而是一个区间解,因此国防费规模的确定应根据国家安全受威胁的程度相机决策。静态分析表明,国防费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替代关系;动态分析则表明,二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因此,国家安全威胁程度较小时,以相对较小规模的国防费支出换取经济的尽快发展,这对国防费的长期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合理的国防费结构要求武器装备与军事人力的合理配置。当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力提供的边际国家安全效用相等时,国防费的结构达到最优。从动态分析来看,裁减军队员额,减少军事人力支出,增加武器装备支出,这将是优化国防费结构的理性选择。     

国防费、军费和武警经费辨析

国防费和军费是国防经济学科的基本概念。但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非常混乱。另外作为我国重要武装力量的武警部队的经费开支,武警经费到底应该归属国防费还是军费,也没有定论。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防费供求均衡路径探析

为实现国防费供求均衡,必须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建立国防费购买力与物价挂钩机制,建立科学的国防费决策管理机制和国防费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完善国防费管理法规制度体系。     

国防费结构问题研究方法及评价

国防费结构问题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早期的相关文献主要倾向于定性分析，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计量经济方法、统计方法甚至物理学方法分析国防费结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如国防费结构控制模型、耗散结构分析法、国防费结构力论、国防费关联分析法、弹性分析与边际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     

GNI对中国国防费规模与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1980年～2009年的国防费和国民总收入的样本数据,分析和预测经济增长对国防费规模和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表明,国防费规模与国民总收入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均衡变动状态,后者对国防费规模持续产生支持效应;国防费各大项支出的收入弹性呈现出由不均衡向均衡状态变动的特点。     

国防费宏观调控刍论

目前,我国国防费管理过程中存在国防费绝对规模上升,相对规模下降,总量的确定和分配缺乏科学性,使用过程中存在损失浪费现象,管理体制多元,财权财力分散等困难和问题。为此,要提高有限国防费的使用效益,必须切实加强国防费的宏观调控,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国防费的适度增长,确保国防费的总体分配与国防发展战略规划的总体设计相一致,优化分配结构,科学确定国防费的投向投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军费使用管理。     

国防费投入的优先次序研究

国防费的投入优先次序是指在国防费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在国防费投入的时间序列上进行合理配置,以提高国防费的使用效率。实现战斗力最大限度的提高、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国防费投入优先次序安排的重要原则。科学地进行新兵种深度发展与传统兵种内在质变之间的选择、国防科研投入与武器装备采购投入之间的选择、军人生活待遇问题与军事人力资本提升之间的选择是国防费投入优先次序安排的重点。     

国防资源配置体制的转轨:中国国防费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

文章以国防资源配置体制的成本约束功能为框架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防资源配置体制制度变迁与国防费规模的关系,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体制转轨将成为国防费增长的制度因素。     

国防费规模比较研究

与美、俄、日、印等国相比,我国国防费规模总体水平较低。据此,应按照国防费的增长与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参照世界各国国防费水平,逐步建立国防费良性动态增长机制,包括与国防建设发展相适应的协调机制、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