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苏区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学界关于西北苏区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西北苏区应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应充分肯定陕西省委在创建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同时指出其失误;正确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要会议的作用;刘志丹并没有给长征中的红军送信;上世纪30年代陕甘武装起义不应称为"兵变"、"兵暴"。     

红军在广西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特点探析

<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有3支红军队伍在广西从事革命活动：一是邓小平等领导的红7军和红8军、韦拔群等领导的红21师;二是黄松坚^[1]、黄举平^[2]等领导的桂西红军游击队;三是长征途经广西的中央红军。红军在广西的活动以1929年邓小平等人创建红7军为起点,以1937年桂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终结。对红军在广西活动史的研究始于延安整风运动后期,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一书是最早的研究著述。据红7军老战士黄荣回忆,“我在百色时能经常看到邓小平,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3];据黄松坚、     

红军东征前夕扩红运动中的组织动员

<正>初抵陕北时,中央红军减员严重,陕北红军的整体规模也亟待扩充。加之红军又相继开展东征、西征军事行动,故扩红自1935年冬季始便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重点工作。^[2]1935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指出,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红军介绍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红军(亦称陕甘红军或西北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陕甘边、陕北和晋西等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刘志丹根据党的指示,利用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混战的机会,组织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陕甘边保安、靖边、安塞地区发动农民群众组建革命武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合水地区成立南梁游击队,全队三百多人。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二十余名共产党员(中共陕北特委也派有党员参加),在山西孝义地区组成晋西游击队,活动于吕梁山南段的汾阳、孝义、石楼、中阳、离石等地。后来,在敌人“进剿”下,     

浅析陕甘边苏区的历史贡献

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是党中央和长征各路红军的落脚点,尔后成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大本营。在创建陕甘边苏区的斗争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经受了各种战斗和考验,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和献身精神,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习仲勋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当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失守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创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并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战的出发点,原因很多,重要一条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高度重视土地改革,敢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央指示精神与本地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成功地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

“南梁精神”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培养与倡导的先进文化形态,它以“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为源泉,又体现了陕甘边区的特色,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南粱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忠诚精神;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开拓精神;团结协作、扩大力量的包容精神;深入群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研究“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有利于推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整体研究,全面认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论诸葛亮八阵法在唐代的嬗变

<正>诸葛亮所作八阵图,历来为兵家所重,然其形象在唐代经过道家改造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界对诸葛亮八阵法之研究,历来已久,成果颇丰。如邱剑敏《诸葛亮八阵图的作战布阵原则》^[1]、李伯勋《古代八阵渊流及诸葛亮八阵考略》^[2]、钟少异《试论诸葛亮〈八阵图〉》^[3]、谭良啸《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4]、余大吉《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5]。在诸多成果之中,研究者已经提到了唐代道家对诸葛亮八阵法的改造,并将后世八阵法复原引向歧路,但是对于诸葛亮八阵法在唐代发生变化的具体内容和产生的影响则鲜有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根据对传统文献的梳理考证,     

改革开放以来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显著的成绩。一方面,研究陕甘根据地史的专著、专题论文的数量急速增加且质量较高;另一方面,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对陕甘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陕北肃反"的深化研究,尤其是对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拓展研究,成为陕甘根据地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新领域。但该领域在取得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为进一步推进研究,必须充分利用"旧"资料,挖掘"新"资料;开拓研究视野、创新研究理论和改进研究方法;扩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     

论哈达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甘肃陇南宕昌县的哈达铺,是自古商贸较为发达的历史名镇.在红军长征史上,因红军三个方面军都经过并在这里开展了重要活动,又被誉为"红色哈达铺".哈达铺是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重要决策的起始地:党中央在这里决定了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红二方面军在这里制定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将这里作为实施《岷洮西固战役计划》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重大战略部署,为长征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哈达铺整编,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证.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补给地,哈达铺人民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卓越贡献.党的民族政策在哈达铺的制定和实施,团结了各族人民,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凡此种种,彰显了哈达铺在红军长征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南梁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家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重要内容的“南梁精神”。本文着重研究了陕甘边根据地革命者在根据地选择、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少数民族问题处理等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实,指出正是由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才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确保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共中央落脚西北创造了条件。     

抗战后期中共广东武装纵向延伸战略考察——以“向西发展”与“联系南路”为中心

<正>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华南敌后武装斗争,逐步建立了以东江和琼崖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相比,华南抗日根据地较为分散,力量亦较有限,故而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机发展华南,以壮大区域武装力量。1944年1月,日军中国派遣军发布“一号作战”的命令,“乃企图开拓大陆交通线,以保持中南半岛之陆上联络”。^[1]按照“一号作战”的计划,时驻广东的日军第23军将分三期执行“北进作战”“西进作战”“打通粤汉路南线及赣州作战”。^[2]“一号作战”期间,日军主力尽数集中于前线作战,客观上形成广大敌后沦陷区兵力空虚的局面。所以,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广东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契机的出现,初步设想了“发展华南”战略。据日军第23军规划,在“西进作战”之前,需要“扫荡”广东境内的抗日力量,由此造成西江、粤中、南路^[3]等地区大部沦陷。随着桂柳会战的酝酿与爆发,广东地区的国民党部分军队与日军主力相继进入广西战场。中共中央在提出“向北发展”以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亦重视发动西江、粤中、南路方向的敌后武装斗争,要求广东...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和斗争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领导当地军民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它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八路军挺进华北进行敌后抗战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坚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大力发展革命军队;坚持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伟大实践及其经验,对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7次变更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1934年10月,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其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转变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其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     

西北红军与长征胜利

西北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和消灭大量国民党军,建立了比较巩固的陕甘根据地。创建西北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开展军事行动,为红军长征提供了策应支援;建立群众基础,为壮大红军提供了力量源泉;培养干部骨干,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才,西北红军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6军团西征贵州期间的若干问题

<正>1934年8月7日,由于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6军团为执行中央赋予的探路先遣任务而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其间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纵横5000余里,突破湘赣桂黔四省敌军围追堵截,最终于10月24日与红3军(红2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为了这份胜利,红6军团付出了巨大代价,部队从出发之时的9700余人降至3300余人。^[1]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红6军团的行动不仅完成探路使命,更“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2]     

“长征”——携手共赢：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发射成功

中国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路：80年前,1934年的一个秋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走上从江西到陕甘边区、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无数英雄用生命写下了一篇壮丽的史诗。中国革命自此转危为安,并最终以陕北作为根据地,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向全国。长征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和斗争路线的正确性。     

党的群众路线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及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陕甘边军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巩固革命政权和壮大革命力量中,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工作方法.明镜照形,古事知今.深入总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和经验,对新时代践行宗旨、增强党性、凝聚人心、推进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报对人民军队形象塑造研究——以《冀中导报》为例

<正>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2]从军队的职能上确定了其形象构建的基本内容与价值意蕴。目前,学界对于军队形象建设的研究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