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型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和科研投入经济影响的基础模型,分析了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作用,以及国防科研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认为,加大国防科研投资力度, 不仅可以增加国防安全系数,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军用科学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和扩散,“由军及民”和“由民及军”的双向波及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及政策建议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有关文献,比较分析了揭示这种影响正负的需求-供给、外部性、公共产品三种主流模型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原因,得出了我国国防支出政策应以适度增长为根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支出、合理有效配置国防资源、大力引导和支持军民通用型发展道路的启示。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论国防装备经济投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中国和美国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着重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国防装备经济投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在定性分析部分,探讨了国防装备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定量分析部分,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国防装备经济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同时还采用费德尔-拉姆模型对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阶段我国国防装备经济投入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结论。     

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及改革建议

运用费德尔—拉姆模型对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表明,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规模效应,对国民经济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原因主要在于,国防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国防科技发展速度较慢,国防与民用科技工业在军民一体化上尚未建立有效机制,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改革体制、优化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国防科技投入,构建寓军于民的科研创新平台,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聚集度。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美国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文章以美国为例，通过费德尔一拉姆模型分析了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1985财年至2002财年．美国国防科研投资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影响，对国民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为负。     

《军事经济研究》2002年总目录

关于高技术战争经济问题理论研究的构想逆向选择、混同均衡与人才流失 —对我军人才流失现象的一种解释刘爽军事人力吸纳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论军事人才外流成本的控制我国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毛飞收益现值法中关于未来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研究 肖丽妮新军事劳动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军费支出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我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放缓的严峻局面。军费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衰退时期，能够对恢复经济、保持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当前，我国军费适度快速增长，从供给上讲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保证，从需求上讲也符合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迫切要求。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适度增加军费，加大军事科研投入、战备工程投入、人才建设投资，并在投向投量上予以适当调整，是转“危”为“机”，谋取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之举。     

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分析

当前,国防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有更多的国防费投入。提高国防费支出质量则是解决经费供求失衡的一条有效途径。国防费支出质量既包括对国防费的精打细算,统筹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的军事经济效益,又包括确保军费拨款真正用于国防事业的建设上,防止和杜绝非国防事业支出。文章列举了当前军队社会负担较重等影响军费支出质量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国防费用一体化、建立健全有关法规、造就高层次军事经济管理人才等解决措施。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防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国防经济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一定发展机遇。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防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必须抓住的机遇,通过加强理论探索、适度增加国防支出、优化投入结构、保护资金安全、完善政策法规等措施,全面提升国防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