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费支出与GDP关系的经验研究——基于中国大陆1952—2006年的经验数据

已有的经验研究文献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是国防费支出的Granger原因或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在1952—2006年间的国防费支出（DS）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互为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的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初见成效，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轻易放弃现有的协调发展政策。     

国防科研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中国国防科研投资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误差修正。从长期看,国防科研投资每增加1%,GDP会增加0.84%;从短期看,国防科研投资的冲击能解释GDP变化的比率较小,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其解释能力逐渐增强。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外部威胁、经济增长与中国国防开支——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1978年～2008年中国国防开支、经济增长与外部威胁相关数据的协整分析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来越小,而与外部威胁的相关性越来越大,以满足本土防御为目的的中国国防开支越来越表现为被动地追随世界各国国防开支的增长。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支出政策分析

制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应在充分考虑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参考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常态下与GDP联动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制定非常态下国防支出调整预案，并注重国防支出的软规模扩张。     

我国国防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方法,选取我国1979年至2009年这31年的GDP、国防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国防负担整体上趋于稳定并与经济增长保持均衡,经济增长对国防负担具有单向决定作用。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994年-2008年间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于军事技术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依赖的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财政能力、能源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有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矿石金属原材料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没有正相关性。重要原材料、能源进口的安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当关注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利用好国家财政能力为国防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国防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检验

国防费是反映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年来,该指标绝对数在我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2002年支出为1694·44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0·11%。同期,与之相关的GDP指标增长迅速,2002年达到102398亿元。从数据表面上看,GDP的增长显著地影响了国防费的增长。但影响程度如何?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如果有,是长期还是短期?两者谁因谁果?诸如此类的问题,过去常常直接借助线性方程来解决。但随机时间序列的特征告诉我们,不经分析地用一个随机变量对另一个随机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不很可靠。为此,本文试图引用1978年~2002年的数…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我国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文章从分析国防科研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入手,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深入分解综台要素变化率提取出国防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并根据国防科研投入严出的分布延迟特性建立了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出1999年国防科研支出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51%。文章认为,要使国防费结构实现进一步升级,EKC、EJC、EGXC 三项投入的比例拟确定为2:1:1,同时应通过综合平衡各期投入规模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基于VAR的物价对舰船维修工时费率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

在相关性、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基础上,建立舰船维修工时费率与物价之间的VAR模型,并借助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对模型进行动态分析.研究发现:物价与舰船维修工时费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互为Granger原因;工时费率会对物价变化产生及时的正向响应,并具有长效性,短期内工时费率受自身惯性的影响较大,随后物价对其影响的贡献率迅速上升,达到与其自身惯性相近的均衡状态;物价对工时费率变化的响应有1 a的时滞,且响应程度相对较小.长期来看,两者相互影响的关系使得工时费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军费宏观影响因素探讨

运用军费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影响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宏观因素发现：决定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的研究发展创新性支出和美国的国防开支;军费增长与宏观经济变量及外国军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路径,并呈现出规律性;我国军费增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作用,促进了GDP的增长和工业生产。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有条件的。分析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分别考察经济运行中的两种状态。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呈线性负相关关系。与潜在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低水平的国防开支也并非一定能导致经济的高水平增长;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提高国防开支的水平一般将导致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不能仅限于抑制包括军事消费在内的社会消费,根本出路还在于开发和应用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在于改善经济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