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我国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文章从分析国防科研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入手,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深入分解综台要素变化率提取出国防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并根据国防科研投入严出的分布延迟特性建立了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出1999年国防科研支出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51%。文章认为,要使国防费结构实现进一步升级,EKC、EJC、EGXC 三项投入的比例拟确定为2:1:1,同时应通过综合平衡各期投入规模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及政策建议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有关文献,比较分析了揭示这种影响正负的需求-供给、外部性、公共产品三种主流模型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原因,得出了我国国防支出政策应以适度增长为根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支出、合理有效配置国防资源、大力引导和支持军民通用型发展道路的启示。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型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和科研投入经济影响的基础模型,分析了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作用,以及国防科研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认为,加大国防科研投资力度, 不仅可以增加国防安全系数,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军用科学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和扩散,“由军及民”和“由民及军”的双向波及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支出政策分析

制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应在充分考虑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参考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常态下与GDP联动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制定非常态下国防支出调整预案，并注重国防支出的软规模扩张。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及改革建议

运用费德尔—拉姆模型对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表明,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规模效应,对国民经济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原因主要在于,国防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国防科技发展速度较慢,国防与民用科技工业在军民一体化上尚未建立有效机制,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改革体制、优化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国防科技投入,构建寓军于民的科研创新平台,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聚集度。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军费的乘数效应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军费支出作为政府开支的一个特例,其乘数等于投资乘数,它只能部分影响机会成本;国家税收规模越大,国防税收的量就可能越大,因而国防税收乘数也可以说就是税收乘数。从现实上看,尽管军费支出乘数、国防税收乘数及效应影响国家的财政政策,但同时它们也能自动调节军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优化军事经济的结构。     

对提高军人收入水平的思考

在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背景下,提高军人收入可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效应。提高军人收入水平应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国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的认同感;严格控制国防费支出规模增长率,为政府分忧;优化国防支出结构,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率;推行军人职业化,提高军人职业准入门槛。     

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异同分析

文章对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二者在决策主体、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决策方法的侧重点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并引入了公共经济理论中的公共选择机制,说明了国防支出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也是一种政治决策。指出,只有真正认识到投资决策与国防支出决策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方法,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发挥国防建设经济功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国防建设具有经济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溢出效应”。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重，我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形势下，配合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国防建设可以做出积极反应：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适度增加国防投入，调整国防投入结构和方向等，在“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