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效益审计评价的模式和方法

国防支出效益审计是公共支出效益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益评价是其核心工作。文章认为，“系统分析十目标导向”是国防支出效益审计评价基本模式，可以将不同国防支出效益审计项目分为“成本一收益难量化”和“成本一收益易量化”两大类型，应针对每个类型选择恰当的效益评价方法。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欧洲国防支出及国防工业基础

从需求角度考察欧洲各国的国防支出及军事贸易,从供给角度评估欧洲防务和国防工业基础,是准确判断欧洲防务政策走向十分重要的依据。一、国防支出2001年～2008年期间,欧洲37个国家国防支出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国防     

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异同分析

文章对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二者在决策主体、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决策方法的侧重点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并引入了公共经济理论中的公共选择机制,说明了国防支出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也是一种政治决策。指出,只有真正认识到投资决策与国防支出决策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方法,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关于国防动员经费保障的规定

国防动员经费,是国家用于国防动员活动的专项支出,是国防动员财力保障的重要来源。国防动员法对国防动员经费保障做出了规定。一、国防动员经费的保障主体国家是国防动员所需经费的保障主体。国防动员活动是一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引入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战略转化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相关关系,发现一国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只有在正确的国防安全战略指引下,同时确保军事实力随着国防支出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的正相关关系。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994年-2008年间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于军事技术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依赖的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财政能力、能源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有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矿石金属原材料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没有正相关性。重要原材料、能源进口的安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当关注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利用好国家财政能力为国防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     

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评估——三部门模型的推导与分析

文章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国防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选择1984年~2001年和1992年~2001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防支出对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存在着负效应,表明要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门对于非国防公共部门的技术渗透、人才流动、精神激励;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也存在负效应,但随着国防部门逐步扩大非核心、非保密性技术的市场准入,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的间接拉动和技术推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及政策建议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有关文献,比较分析了揭示这种影响正负的需求-供给、外部性、公共产品三种主流模型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原因,得出了我国国防支出政策应以适度增长为根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支出、合理有效配置国防资源、大力引导和支持军民通用型发展道路的启示。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新时期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军费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础,军费支出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文章从军费支出管理体制与机制、军费支出需求内外环境与军事战略因素、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军费支出潜在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军费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