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我国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文章从分析国防科研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入手,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深入分解综台要素变化率提取出国防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并根据国防科研投入严出的分布延迟特性建立了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出1999年国防科研支出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51%。文章认为,要使国防费结构实现进一步升级,EKC、EJC、EGXC 三项投入的比例拟确定为2:1:1,同时应通过综合平衡各期投入规模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经济周期对国防费支出的影响及对策

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结果,它显示了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状况,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出社会总供求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向,能够反映社会生产量的涨落和结构变化的情况。同时,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实现国防科技向国防生产力转化的最佳机遇。因此,应结合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建立反周期的国防费支出模型,利用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优化和调整国防费支出结构。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评估——三部门模型的推导与分析

文章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国防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选择1984年~2001年和1992年~2001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防支出对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存在着负效应,表明要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门对于非国防公共部门的技术渗透、人才流动、精神激励;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也存在负效应,但随着国防部门逐步扩大非核心、非保密性技术的市场准入,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的间接拉动和技术推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国防支出分析中时间序列价格换算方法与应用

动态时间序列数据是计量经济建模过程中应用最广泛的数据来源之一,其数据的可靠性与否,影响到计量经济建模与分析质量。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以价值形态出现的,包含了价格因素,而同一件军事物品在不同年份的价格是不同的,这就造成样本数据在不同样本点之间不可比,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消除不可比因素,方可作为模型的样本数据。价格指数调整方法通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时间序列价格换算和多重不变价格换算方法,利用国民经济中的CPI指数和GDP缩减指数以剔除国防支出的价格变动因素,能消除不同时间段统计数据的非可比性,较好地保证计量分析中的样本数据质量。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及政策建议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有关文献,比较分析了揭示这种影响正负的需求-供给、外部性、公共产品三种主流模型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原因,得出了我国国防支出政策应以适度增长为根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支出、合理有效配置国防资源、大力引导和支持军民通用型发展道路的启示。     

军费支出结构模型及策略选择

军费支出结构优化模型,可以为实现既定国防安全产出提供军费支出的调整策略;军费支出结构控制模型,可以分析军费支出结构变动状况,及查找其与最优状态存在差距的原因;军费支出结构战斗力模型,可以用于判定军费支出结构效益高低。     

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994年-2008年间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于军事技术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依赖的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财政能力、能源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有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矿石金属原材料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没有正相关性。重要原材料、能源进口的安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当关注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利用好国家财政能力为国防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