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绩效评估机制提高国防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国防预算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其制度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国防支出的效率。美国的国防绩效评估做法表明，建立绩效评估的法律框架，是优化国防预算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防预算活动效果的重要保障；绩效评估能够为预算、决策和管理提供有价值的绩效信息，以提高决策质量和管理效率；灵活性、问责制度和激励制度是提高预算绩效的有效措施。随着我国国防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应改革传统的投入型预算模式，在预算过程中引入绩效管理，构建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将规划和预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国防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分析及政策建议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有关文献,比较分析了揭示这种影响正负的需求-供给、外部性、公共产品三种主流模型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原因,得出了我国国防支出政策应以适度增长为根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理性支出、合理有效配置国防资源、大力引导和支持军民通用型发展道路的启示。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异同分析

文章对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二者在决策主体、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决策方法的侧重点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并引入了公共经济理论中的公共选择机制,说明了国防支出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也是一种政治决策。指出,只有真正认识到投资决策与国防支出决策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方法,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新时期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军费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础,军费支出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文章从军费支出管理体制与机制、军费支出需求内外环境与军事战略因素、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军费支出潜在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军费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引入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战略转化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相关关系,发现一国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只有在正确的国防安全战略指引下,同时确保军事实力随着国防支出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防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国防经济结构调整、国防经济资源以及国防经济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挑战。要有效地维护我国国防经济安全，必须建立国防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和国防经济战略资源安全制度，积极推进国防经济结构优化和开展国际合作。     

论国防人力动员机制的构建

国防人力动员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具备良好的人力动员基础,但缺乏有效的国防人力动员机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结合国外有关做法,应当把国民役登记制度、战时人员预留制度、征召人员岗位和待遇保留制度以及国防教育作为当前国防人力动员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     

完善国防动员制度机制的“三个抓手”

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制度机制是开展国防动员活动的重要保障。我国《国防动员法》的颁布施行,为依法建设、依法动员提供了法律遵循。但《国防动员法》总体来说比较原则,要确保国防动员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加强与之衔接配套的制度机制建设。     

国防支出政府决定论

国家安全的纯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竞争性市场在国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会导致低效率甚至无能为力。国家安全的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从现实情况看,国防支出政府决定最优。决定我国国防支出水平,必须将决策的有序性和无序性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支出政策分析

制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应在充分考虑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参考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常态下与GDP联动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制定非常态下国防支出调整预案，并注重国防支出的软规模扩张。     

美国国防知识产权的归属及权益分配

正美国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离不开对国防知识产权的重视及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基于利益平衡处理国防知识产权归属及利益分配的做法,对我国应有所裨益。国防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及权益分配问题是进行国防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激励创新主体寻求技术突破。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对国防知识产权都非常重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国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中最为完善和典型的是美国。美国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离不开对国防知识产权的重视及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评估——三部门模型的推导与分析

文章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国防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选择1984年~2001年和1992年~2001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防支出对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存在着负效应,表明要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门对于非国防公共部门的技术渗透、人才流动、精神激励;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也存在负效应,但随着国防部门逐步扩大非核心、非保密性技术的市场准入,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的间接拉动和技术推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