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欧洲国防支出及国防工业基础

从需求角度考察欧洲各国的国防支出及军事贸易,从供给角度评估欧洲防务和国防工业基础,是准确判断欧洲防务政策走向十分重要的依据。一、国防支出2001年～2008年期间,欧洲37个国家国防支出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国防     

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动态分析

军费支出规模和结构问题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对以住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从国防安全产出入手,对存在信息不完全和发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调整问题,分别作了静态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军费支出结构模型及策略选择

军费支出结构优化模型,可以为实现既定国防安全产出提供军费支出的调整策略;军费支出结构控制模型,可以分析军费支出结构变动状况,及查找其与最优状态存在差距的原因;军费支出结构战斗力模型,可以用于判定军费支出结构效益高低。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994年-2008年间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于军事技术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依赖的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财政能力、能源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有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矿石金属原材料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没有正相关性。重要原材料、能源进口的安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当关注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利用好国家财政能力为国防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世界各主要国家军民融合建设评介

如何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实现军民融合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基本做法主要是：机制设计上,都有实现军民融合发展之体系的顶层架构;制度规定上,都有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国防科技与生产上,建立了良好的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基础;国防人力投资、储各与使用上,具有国防部门与经济社会发展部门之间相互对接的管道;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尽量兼顾国防需求或国防安全考量;后勘、装备保障方面,尽量利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     

国防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设计

国防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是协助国防部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辅助工具,其功能设计应包括组织信息管理、人力资源规划、人才选拔与任用、薪酬管理、绩效管理、培训与开发管理等部分。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理论分析

文章运用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视军队为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厂商”,通过数理方法论证了国防费效率导向配置的一般原则,即最优的国防费配置状态应该满足国防费各子系统的边际国防产出相等的条件。在此状态下,一定总量的国防费所产出的国防安全产出最大,从而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向。由于现实中的国防费各子系统边际国防产出并非一致,客观要求对边际产出较高的子系统进行较多投入,所以效率导向的国防费配置在目前阶段又外在地表现为非均衡配置。     

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分析

当前,国防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有更多的国防费投入。提高国防费支出质量则是解决经费供求失衡的一条有效途径。国防费支出质量既包括对国防费的精打细算,统筹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的军事经济效益,又包括确保军费拨款真正用于国防事业的建设上,防止和杜绝非国防事业支出。文章列举了当前军队社会负担较重等影响军费支出质量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国防费用一体化、建立健全有关法规、造就高层次军事经济管理人才等解决措施。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军队实行绩效预算制度的思考

绩效预算也称产出预算,是指将公共资金的产出,即将政府活动的绩效转化为效果指标,并以各项效果指标为编制基础的预算。它最早起源于美国,1949年由胡佛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1950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到20世纪60年代逐步扩展到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政府部门。绩效预算的方法是:先按政府部门分类,再考虑由职能不同的部门进行实施;每一部门有自己的事业或账户;对各项计划的最终产品成本及目的进行业绩衡量和评估。在一定的业绩要求下,成本越小则说明资金使用效率越高,该预算方案越优。绩效预算改变了传统预算重投入轻产出的做法,重视对预算支出效益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