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国防支出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美、德、英、法四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1993年～2008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构建体现政府支出结构和国防费配置特征的两部门经验回归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四国冷战后国防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国防支出效率尤其是军事科研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非结构化动态建模理论,采集37年间数据样本,建立了无约束VAR模型、协整约束VEC模型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间的运行规律。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国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尽管国防支出未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国防支出总体仍呈现负规模性特征,"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对国防支出的科学预测能力。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     

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异同分析

文章对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二者在决策主体、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决策方法的侧重点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并引入了公共经济理论中的公共选择机制,说明了国防支出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也是一种政治决策。指出,只有真正认识到投资决策与国防支出决策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方法,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我国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文章从分析国防科研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入手,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深入分解综台要素变化率提取出国防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并根据国防科研投入严出的分布延迟特性建立了国防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出1999年国防科研支出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51%。文章认为,要使国防费结构实现进一步升级,EKC、EJC、EGXC 三项投入的比例拟确定为2:1:1,同时应通过综合平衡各期投入规模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支出政策分析

制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应在充分考虑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参考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常态下与GDP联动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制定非常态下国防支出调整预案，并注重国防支出的软规模扩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军费宏观影响因素探讨

运用军费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影响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宏观因素发现：决定我国军费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的研究发展创新性支出和美国的国防开支;军费增长与宏观经济变量及外国军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路径,并呈现出规律性;我国军费增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作用,促进了GDP的增长和工业生产。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防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国防经济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一定发展机遇。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防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必须抓住的机遇,通过加强理论探索、适度增加国防支出、优化投入结构、保护资金安全、完善政策法规等措施,全面提升国防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中国国防支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及政策阐释

文章选取1952年～2010年的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用CPI对当年价格的国防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国防支出。借助Eviews6.0对实际国防费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分别建立时间趋势分解模型和ARMA模型。通过对拟合效果分析,认为1990年至今我国实际国防支出的波动周期变短、波动幅度变大。     

新时期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军费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础,军费支出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文章从军费支出管理体制与机制、军费支出需求内外环境与军事战略因素、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军费支出潜在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军费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检验,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的国防开支与教育开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果关系。实际GDP增长率能解释国防支出的变化,但在统计上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GDP的增长率越高,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国防建设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应加大对国防的投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我国军费正在恢复性增长

背景: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国防预算支出88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1%。军费为何持续增长?用在了什么地方?今后还会不会增长?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国防力量的发展要跟经济、科技增长成比例,今后我国军费还会适当增长。我国有200万军队,美国大约140万左右,军人人均军费比我国高得多,与日本相比,我国军人人均军费仅为日本的五、六分之一。现在越是现代     

国际安全战略走向对中国国防开支效益的影响及对策

国际安全战略走向对国防开支效益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内部与外部环境两方面来看,现阶段提高我国国防开支效益都具有可能性。为此,我们要制定正确的国防发展战略,合理加大国防投资力度、优化国防支出结构,加强对国防开支经费的管理,建立灵活高效的国民经济动员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以提高国防开支的效益。     

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引入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战略转化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相关关系,发现一国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只有在正确的国防安全战略指引下,同时确保军事实力随着国防支出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的正相关关系。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