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费支出的量与质

国防费是国防建设的经济支柱,它的数量的多少,支出质量的高低,对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关系正确处理国防费支出量与质的关系,是做好军队财务工作应首先明确的根本问题.国防费用的数量是随着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任务的变化而变动的,因此说国防费用数量的增     

中国国防支出与GDP的动态协整思考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1952年~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1952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Granger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防支出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可能得到国防支出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在短期,每年实际的国防开支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19.1%被修正。     

论国防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

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国防支出能够拉动社会总需求,促进科技创新,创造就业机会,促使人力资本转移并提供公共服务,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充分发挥国防支出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应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布局,继续适度加大国防建设投入,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区域布局,实现重要领域的军民深度融合。     

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994年-2008年间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于军事技术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依赖的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财政能力、能源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有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矿石金属原材料进口需求与国防支出没有正相关性。重要原材料、能源进口的安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当关注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利用好国家财政能力为国防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     

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苏联国防支出情况分别作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和平状态下国民经济对国防支出的承受能力阈值的实证分析对象。经过分析认为,战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阈值大约为国防支出占GDP的50％,和平时期实际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能长期高于15％。     

基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

国防支出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和基本保障。如何确定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既是国家决策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创造性地从战争成本—收益计算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本国武器装备杀伤系数的决定国防支出比例的基础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引入抵抗外敌入侵的自毁系数、敌国武器装备对本国进攻与防守能力的抵消作用、敌国武器装备使本国武器装备数量的失效作用、敌国攻击本国的获胜概率等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通过跨期模型加以动态化,说明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出:一国国防支出的比例(或规模)主要取决于该国武器装备的杀伤系数、自毁系数、敌国国防支出、敌国获胜概率、本国的国民财富、经济增长率和武器装备折旧率等因素。这为在实践中安排好一国的国防支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支出政策分析

制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应在充分考虑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参考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常态下与GDP联动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制定非常态下国防支出调整预案，并注重国防支出的软规模扩张。     

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引入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战略转化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相关关系,发现一国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只有在正确的国防安全战略指引下,同时确保军事实力随着国防支出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国防支出与国防安全的正相关关系。     

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

国防支出是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成本,国防支出的绩效评价是对国防支出的投入、执行、产出及结果业绩与效果的评价。由于国防支出每一环节特点及影响要素的不一,对它们的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也应各有差异。文章在构建了国防支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从预算、成本、过程考核、效益和有效性五个环节对国防支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

国防支出增长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国防安全与国防支出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国防支出代表提供均衡国防安全的成本。因此,国防支出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活动就一定扩张。通过综合模型对我国近几年国防支出增长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国防装备价格的上涨。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回归分析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模型和数据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菲德—莱姆模型是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模型,文章应用该模型的变形———四部门模型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80～2004年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支出对于现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的结论,并提出了使这种负外部性变为正外部性的措施。     

新时期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军费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础,军费支出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管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文章从军费支出管理体制与机制、军费支出需求内外环境与军事战略因素、军费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军费支出潜在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军费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论我国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国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防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弱势互补的关系，即国防支出每增加1％，就会使居民消费总水平上升0．014％。     

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异同分析

文章对国防支出决策与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二者在决策主体、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决策方法的侧重点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并引入了公共经济理论中的公共选择机制,说明了国防支出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也是一种政治决策。指出,只有真正认识到投资决策与国防支出决策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方法,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局限及对策

对国防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我国国防支出效益的有效手段,但我国开展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性。为保证国防支出绩效评价的有效开展,应准确把握绩效评价的核心思想,采取渐进模式,依托专门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对提高军人收入水平的思考

在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背景下,提高军人收入可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效应。提高军人收入水平应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国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的认同感;严格控制国防费支出规模增长率,为政府分忧;优化国防支出结构,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率;推行军人职业化,提高军人职业准入门槛。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国防支出考察

一国国防支出除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受到其周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的博弈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防支出均衡水平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众多影响国家(或地区)中筛选出少数几个变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分析表明,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偏离度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10%以内的水平波动,中国国防支出基本上适应了国外国防压力和国内GDP增长形势的需要。     

国防支出政府决定论

国家安全的纯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竞争性市场在国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会导致低效率甚至无能为力。国家安全的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从现实情况看,国防支出政府决定最优。决定我国国防支出水平,必须将决策的有序性和无序性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经济条件和国家安全是决定国防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从1954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防支出的决定模型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文章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解决因模型不同或参数数值不同而带来结论不一致的问题。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当前适度增加国防开支并不会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加强军民融合,充分利用地方高新技术发展军事科技,才是增强国防实力更加科学的途径。